海上絲綢之路是古代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地區(qū)進行經(jīng)濟貿易、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海上路線的開辟和發(fā)展經(jīng)歷了漫長的過程，其承載的豐富的歷史信息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值得我們不斷深入探究和挖掘。

　　南開大學楊巨平和王坤霞的《〈厄立特里亞海航海記〉中的海上商路》認為埃及- 印度這段海路的開通事實上就是海上絲綢之路的先聲，后來成為海上絲路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試圖在前人研究基礎上，依照《航海記》的記載，以“埃及- 東非”、“埃及- 阿拉伯- 印度”和直航印度的海路為線索，對公元1 世紀紅海- 西北印度洋段的商貿路線及其物品流通進行一番考察。

　　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徐松巖和趙青青的《從“海上同盟”到“海上帝國”公元前5 世紀雅典對外擴張與東地中海國際關系探略》細述了雅典帝國的形成和瓦解歷史，提出雅典帝國的形成和瓦解對公元前5 世紀東地中海地區(qū)的國際關系產生了重大影響。河南大學猶太—以色列研究中心陳思偉的《古典時代雅典海事貸款抵押制度述論》論述了古典時代雅典海事貸款抵押制度的內容和特點，提出古典時代雅典海事貸款具備了現(xiàn)代信貸的某些基本特征，在經(jīng)濟思想發(fā)展史中具有重要地位。濱州學院邢培順的《從地志作品看孫吳對南海地區(qū)的探索和開發(fā)》從地志角度闡述了三國時期孫吳政權開發(fā)和探索南海和東南沿海的情況，認為盡管這些地志大都散佚，但從今僅存的作品仍可窺見中國與南洋諸島國之間的增進相互認識和了解，加強了二者聯(lián)系的過程。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陳少豐的《宋代海南島“市舶”考辨》對宋代海南島征收的海外貿易稅和征收機構進行分析，指出從市場、體制、航運等因素看，宋代海南島設立市舶機構的條件還不成熟，因此，宋代海南島并未設立市舶機構。中國航海博物館沈洋和顧宇輝的《中法兩國在海上絲綢之路中的貿易與文化互動———以法國商船“海后”號兩航廣州為線索》以17、18 世紀法國儒爾丹公司商船“海后”號兩航廣州為線索，考察和分析了“海后”號兩航廣州的緣由與經(jīng)過、18 世紀法國上流社會產生“中國熱”的原因以及清帝國與路易十四法國在古代海上絲綢之路中的經(jīng)貿往來、宗教與文化互動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