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來無事,桌上放了一本新購的散文集《少年瑣事》，慢慢讀來，我便也記起了我的童年。

　　大概是95年的樣子，我在村小學念二年級。學校叫安寧小學，因為我們的村莊就坐落在安寧 河邊上。小學校白天封閉，不讓進出。有高年級的男生便在后院墻挖了一個小洞，剛好容下孩子的手。墻洞的那頭，一個頭發斑白的老奶奶，約莫70歲光景，常年支了火炭爐，烤一些紅薯賣給我們。大個的3毛1個，小個一些的則是2毛。農村孩子最早感受到的香味，就是從這個不大不小的孔洞一次次飄進來。

　　為了這不可名狀的香氣，我便在這年最寒冷的冬天，悄悄地把父親攥下的廢鐵賣給了村頭的肖鐵匠，用小書包裝了三次,一共8斤半換5元錢。這自然是個不小的數目，不敢一股腦花完。于是，化整為零，藏了4元在母親的縫紉盒底，用藍色的布蓋著，剩下1元塞在校服的領子里。這樣做的目的有兩個，一來萬一事發，有一個交代；二來如果沒被發現，這些錢基本夠我買一個冬天的烤紅薯了。

　　一切進展得順利，天總是冷，雪一陣接著一陣，但是有了烤紅薯作為加餐，我讀書也更加賣力了，好幾次考試，都是兩個班的第一名。臘月很快到來。天還沒亮透，就開始早讀。估摸著教我們的民辦教師還在騎車來的路上，我決定邀上班里的幾個孩子，和心愛的烤紅薯最后一次告別。依然是先交錢，后交紅薯。小心翼翼地把1塊錢遞過去，不一會兒，冒著熱氣的拳頭般大小的紅薯就遞了過來，伴著墻那邊老人家念念聲音：娃仔，慢些，用校服兜著，別燙著，燙著。燙是不打緊的，我做東，便讓伙伴們先拿。一個個小家伙接過香噴噴的烤紅薯就蹦蹦跳跳回到教室。留我守著墻洞，眼巴巴地等著我的那一個。

　　沒等得及把校服的一角圈好迎接我的紅薯，墻外就響起了民辦教師那臺老舊的永久牌自行車的鈴鐺聲，脆生生的鈴鐺在冬天的早晨格外刺耳，一眨眼功夫，車就停在了墻外的碳爐子旁邊。“里邊是哪個班的？給我站抖”。這一聲呵斥，我就呆呆地站在原地，等他從校門一溜煙轉進來，一只手扶著結了薄冰的自行車龍頭，一只手提著我快凍掉了的耳朵，回到教室，站在講臺上當眾宣判。

　　“剛才就你一個人？”“班里還有沒有”老師厲聲問，先前回來的幾個伙伴把頭埋的死死的，攢勁把吃剩的紅薯皮塞進木質課桌的縫隙里。

　　“沒有了，就我一個”

　　“下午把你爸喊起來！”

　　“他，他下地去了”

　　“下地？大雪天的，下地？你別扯白，喊起來！”

　　下午1點，我父親高大的身影就出現在了小學校昏暗的教務室門口，一邊給老師賠禮道歉，無非就是娃兒不聽話擾亂了學校秩序云云，一邊用了狠狠地的眼神盯著我。為了立馬及時地對不聽話的兒子進行教育，下午課也不上，我就背上書包，跟他往家走。

　　回家的路只有1里，父親走前面，我走后面，耷拉著腦袋，頭也不敢抬。他不說話，偶爾回頭看我。雪紛紛揚揚地落在父子身上，落在路邊的麥田里，落在屋舍。

　　等到回家把門關緊，我就在堂屋里蹲好了馬步，這是父親教訓我的辦法之一。他教訓我總有很多辦法。現在，他端了條凳，坐在堂前，一邊大口大口地抽煙卷，一邊鐵青著臉。“知道哪里錯了嗎？”“不知道”。話音未落，一只腳就飛了過來。我往后踉蹌，站定。“知道哪里錯了嗎？”，“知道了”。“哪里錯了？”“不知道”，話音未落，另一只腳飛過來，這次我便連踉蹌都來不及，直挺挺地倒了過去。

　　只聽到母親在一旁一邊抹眼淚，一邊幽幽地罵：你這個獨貨，要把他打死才好，打死了少操心！

　　等我又回到學校，已經是下一個禮拜了。校長在升旗儀式上點名批評我，罪名是逃課鑿墻買紅薯，并公開決定對學校后院墻進行加固，從客觀環境上杜絕我再犯。我竊喜，校長并沒有公開說我偷家里的廢鐵賣，這是叫我不至于在同桌女生面前抬不起頭來。遺憾的是，再也買不到烤紅薯了。這樣想著，眼淚就順著護耳帽的邊緣粒粒滾落下來。

　　后來，家里的肉食多了，也就漸漸忘記了烤紅薯的味道。我于讀書還是格外賣力，因為我知道如果我成績稍微下降，父親教訓我的辦法總有很多。四年后，我以小學校第一名成績考上了鎮中學。再后來，從縣城高中畢業，我就渡過安寧河，搭上開往北方的火車，到省城念大學。

　　二十年過去了，這些年，我有每年只回家一次的習慣，自然也沒有見過那位賣紅薯的老人。聽父親說，有一次趕集，她拉著父親的手說：你家牙仔可是長大成人了呵，那年因為偷偷買我一個烤紅薯，吃都沒吃著，你把他打成那樣！

　　我好奇父親是怎么回答的，父親也不看我，埋頭靜靜地捋他的煙卷，自言自語般地說了一句“不打不成人！”

　　去年春節，聽小時候的伙伴說，老人終究是沒有熬過冬天，走進了后山的墳崗里。我突然感到一陣悲涼，漫天的大雪里，想起了二十年前烤紅薯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