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知文墨的中國人，沒有誰不知道“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這句名言，而且也知道它出自范仲淹先生的《岳陽樓記》，然而能背誦這篇文章的人恐怕就很少了；以前的絕大多數中學生都知道“人的一生是應該這樣度過的：當他回首往事的時候……”這段話，也知道它是奧斯特洛夫斯基《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的名句，但真正捧讀過這部小說的人卻不多，今天可能就寥寥無幾了：忘記了原篇而牢記著它的名句，沒有親讀卻知曉它的出處，這不能不歸功于這些名句的魅力。這類名句修辭書上稱之為警句，也叫警策語，即意思特別精深、富于哲理、句式又特別精當的語句。警句是人們經驗的總結，作家錘煉的語言精華，它往往是作品的點睛之筆，生花之句。西晉著名的文學評論家陸機在《文賦》中就明確指出：“立片語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這“片語”就是我們所說的“警句”，“乃一篇之警策”，即這一片警語能光耀全文，非等閑之句。

　　正因為警句如此重要，所以古今中外的文人們無不用心錘煉，慎用警句。唐朝大詩人杜甫的名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正是這種追求的集中體現。千百年來的詩人作家也無不“孜孜以求之”。他們在撰著時是如何運用警句使之光耀全篇的呢？

　　運用警句，首先應當警策精妙，且須“居”于文章之“要”。不少作家喜歡在文章之首運用警句，造成奇峰迎面，先聲奪人的氣勢。魯迅先生在散文詩《聰明人、傻子和奴才》中，一開頭就寫道：“奴才總不過是尋人訴苦，只要這樣，也只能這樣。”一針見血，簡明扼要地道出了奴才的特性：不思反抗，只知“尋人訴苦”，以換取人們廉價的“同情”。開頭“總是”二字概括了奴性的普遍性，緊接著的兩個短句組成遞進復句，更肯定了奴才的這種奴性，為全文的展開張了目，定了基調。有的文人善于在結構承轉處妙用警句，使行文于平淡中突起波瀾，阻滯中頓開生面。相傳唐初四杰之一的童子王勃當年前往交趾探望老父，途經洪都（今之南昌）故府，幸逢太守閻公舉行盛大宴會，受邀入席。不諳世故的王勃冒昧地搶寫《騰王閣序》，使閻公讓承龍快婿席間炫耀文才的預謀落空，心中“甚恚”。王勃起筆平平，閻公“不屑”，后漸有佳句，閻公“頷首”，待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兩句一出，閻公拍案驚呼：“此天才也！”由是對王勃刮目相看，倍加器重。閻公為何驚佩這兩句呢？首先當推這兩句的確非同凡響，它不僅寫景出色，更重要的是它結束了前面的鋪陳敘事和敷衍應酬，把行文推進到了一個新的開闊的天地，作者的文思才華均由此顯出。更多的作家則是常在文章段落之末和全文之尾精嵌警策之句，或升華文思，或卒章明志。我們不妨重溫魯迅先生的著名散文《記念劉和珍君》。在該文中，先生懷著極其沉痛的心情，用飽醮著血與淚的文筆，抒寫滿腔的悲憤，悼念死者，喚醒國人，精嵌了一串串警策名言。有的亮于段之開頭，有的織于段之文中，有的綴于段之末。如其四段之末，先生寫道：“慘象……沉默啊，沉默啊！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第七段之末寫道：“茍活者在淡紅的血色中，會依稀看見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將更奮然而前行。”這些語句如驚蟄的春雷，如破曉的警鐘，振聾發聵，響徹云霄，回蕩千古，令國人警覺，催同胞奮起，這就是警句的威力！

　　不難看出，文中用了警句，文將因之出色，文思亦為之升華。這給我們以啟發，寫文必須用些警句，但必須是警句，且所“居”必在其“要”處。“要”在何處？一般說應是作者想引人特別注意或亮出文思的地方，也可說是文眼所在之處。同時，我們也應注意，片語警句雖然能光耀全文，但也應看這全文是錦繡還是爛紗。如是前者，當然會錦上添花，令人眩目；若是后者，一兩句雖靚，也只會照出寒傖和貧泛。所以我們盡管強調文必用警，但是歸根到底還是要精煉語言，致力于寫好全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