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虛九歲開始上學。那時，國家為了方便孩子讀書，在農村開辦了許多教學點。我的第一個啟蒙老師，是我們隊里的一位大嫂。她瘦高個，背有點駝，臉看上去沒有肉，是一層皮包著顱骨罷了，高鼻梁，一雙大眼睛深深地陷進了眼窩。學校就設在我家隔壁的堂屋中。幾個比我年紀稍大的孩子和我一樣，從家里搬來參差不齊的桌子，擺在那里，女老師便教我們：“上、中、下，人、口、手，……”了。母親看著我能上學，能讀著老師教的句子，不知有多高興。讀著讀著，可惜不到一個月，老師死了。后來，聽說是嚴重的肺結核病，蠻傳染的。幸虧我們沒被傳染。這樣，我們挨過了一年。

　　六八年春，我們轉到太屋讀一年級。上學期學校前后換了幾個地方，也換了幾個老師。那些老師都是由生產隊里的會計充當的，認識幾個字。我們班也是半耕半讀形式，即每天上、下午只到一次學。直到一年級下期，我們才正式走進潘祥小學。那里的老師是國家派來的，我們規規矩矩讀了半年。學校基本不要學費，只交幾角錢的課本費，筆和本自己買。所有費用都是我自己砍柴掙錢自付的。沒有拿家里一分錢，母親也沒錢給我。那時除了買柴能換點小錢外，別無分文收入。

　　六九年，福星小學（就是現在的上潘小學）建好了。學校遷進了新址，我就進入了福星小學讀二年級。母親特地為我縫制了新書包，所謂書包，不過是找來兩塊未破的布，用針線縫成口袋狀，安上帶子，能背在肩頭而已。只知道母親很高興，一個勁地說：“要聽老師的話，好好讀書，不要跟別人吵架，放學早回家。我們擾不起別人！”母親說最后一句時，眼里明顯含著淚。

　　從二年級到四年級，我在福星小學混了整整三年，這正是“文革”后的時候。文化課只是一種形式，各種政治活動充值著校園：軍訓、勞動、政治、批斗會、紅小兵鬧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