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宋人以文字、以才學、以議論入詩的傾向，嚴羽力糾其偏，提出“妙悟”說，這對推崇盛唐傳統，把握詩的形象思維特征起了積極的作用。但后來的論詩者，沿著嚴羽的思路滑向玄虛的另一端，即“以禪言詩”，一時文士中好佛者大肆呼應，遂成風氣。晚宋的一些詩人還以“學詩渾似學參禪”為七絕首句，互相賡和，累累不休，明人亦復效顰不已。在這種學術文化背景下，清代不少詩論家認為，詩以情性為本，而禪見性而忘情，這種詩學觀背離詩的藝術特征，會將人引入歧途。所以，他們找到以書言詩的新視角，拋開禪學的玄虛神秘觀念，以文人熟悉的書學作淺近的闡述，充分體現了本土文化中書、詩的優勢互補與整合。

　　清代文學批評的一個重大收獲，就是出現五百多種詩話，有些詩論家將書與詩作跨門類的比較，以書喻詩，說明作法，直探規律。如薛雪的《一瓢詩話》中有九處地方以書說詩，講透作詩原理。喬億的《劍豁說詩》更具體地指出“字畫有篆隸真草，詩亦有之”，并找出了它們的對應關系。如漢魏晉詩與隸書都具古樸意味，唐詩和真書在各自領域中都呈巔峰狀態，李白之飄逸與張旭、懷素草書都是浪漫精神之杰作，杜詩與嚴書都飽含忠君憂國、大氣鼓蕩的沉雄氣概，等等。這些對應，或同一時代特征，或同一內蘊風格，或類似的文化歷史地位。

　　詩、書的同一性在個人身上體現得更為明顯。黃庭堅看李白的蘋書，感到“其書大類其詩，彌使人遠想慨然”；而潘德輿評黃庭堅：“魯直詩如其字，自以骨氣勝，非以格韻勝者。”因為詩是心之言志之聲，書是心之畫性之態，外化為精神產品，其一體化是必然的。所以，詩書同構是文學與藝術相通的一個重要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