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詩與哲理》

　　新詩的初期，說理是主調之一。新詩的開創人胡適之先生就提倡以詩說理，《嘗試集》里說理詩似乎不少。俞平伯先生也愛在詩里說理;胡先生評他的詩，說他想兼差作哲學家。郭沫若先生歌頌大愛，歌頌“動的精神”，也帶哲學的意味;不過他的強烈的情感能夠將理融化在他的筆下，是他的獨到處。那時似乎只有康白情先生是個比較純粹的抒情詩人。一般青年以詩說理的也不少，大概不出胡先生和郭先生的型式。

　　那時是個解放的時代。解放從思想起頭，人人對于一切傳統都有意見，都愛議論，作文如此，作詩也如此。他們關心人生，大自然，以及被損害的人。關心人生，便闡發自我的價值;關心大自然，便闡發泛神論;關心被損害的人，便闡發人道主義。泛神論似乎只見于詩;別的兩項，詩文是一致的。但是文的表現是抽象的，詩的表現似乎應該和文不一樣。胡先生指出詩應該是具體的。他在《談新詩》里舉了些例子，說只是抽象的議論，是文不是詩。當時在詩里發議論的確是不少，差不多成了風氣。胡先生所提倡的“具體的寫法”固然指出一條好路。可是他的詩里所用具體的譬喻似乎太明白，譬喻和理分成兩橛，不能打成一片;因此，缺乏暗示的力量，看起來好像是為了那理硬找一套譬喻配上去似的。別的作者也多不免如此。

　　民國十四年以來，詩才專向抒情方面發展。那里面“理想的愛情”的主題，在中國詩實在是新的創造;可是對于一般讀者不免生疏些。一般讀者容易了解經驗的愛情;理想的愛情要沉思，不耐沉思的人不免隔一層。后來詩又在感覺方面發展，以敏銳的感覺為抒情的骨子，一般讀者只在常識里兜圈子，更不免有隔霧看花之憾。抗戰以后的詩又回到議論和具體的譬喻，也不是沒有理由的。當然，這時代詩里的議論比較精切，譬喻也比較渾融，比較二十年前進步了;不過趨勢還是大體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