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張愛玲以一個旁觀者的創作姿態，觀察著平常的人生以及日常背后的深刻，表達著自己對人類文明的終極關懷，構成了其作品蒼涼的現代意識。以下是小編整理分享的張愛玲小說蒼涼的現代意識，歡迎大家閱讀!

　　張愛玲是獨特的。她沒有被裹挾進時代宏大的敘事潮流中，而是以一個旁觀者的創作姿態，通過對人的世俗生存的日常敘事，透露出對浮世蒼生的悲憫。蒼涼的現代意識是張愛玲小說一貫的美學風格，也是她深刻思考后對現代文明做出的獨特詮釋。

　　一 “真”、“假”世界的迷惘

　　在《封鎖》中，有一段關于翠遠的家里人的敘述：

　　“她是一個好女兒，好學生。她家里都是好人，天天洗澡，看報，聽無線電向來不聽申曲滑稽京戲什么的，而專聽貝多芬、瓦格涅的交響樂，聽不懂也要聽。世界上的好人比真人多……。”

　　在對翠遠家人的敘述中，我們可以看出翠遠一家約略屬于中產階級。從翠遠家人對生活習慣的取舍來看，他們都在積極努力地使自己的生活方式與社會潮流保持一致。雖然有時由于自身的局限與潮流不合拍(如聽不懂交響樂)，但他們還是努力地與潮流親和，他們的行為準則一切依照社會潮流的價值判斷。在對女兒的婚事上，他們認為找一個有錢的女婿遠比讀書重要，這種看法是十分吻合社會潮流的。敘述者對翠遠家人的評價是“她家里都是好人”，可見敘述者批評的眼光也是站在世俗的一方的。然而敘述者又說“世界上的好人比真人多”，依照正常邏輯，“好”―“真”是不構成對立的，敘述者此時強調“真”，顯示他的看法是迥異于世俗立場的，因此，我們聽到兩個敘述者的聲音，隱含作者無疑是站在非世俗立場的，這里出現了“不可靠”的敘述，也就是說，在世俗立場上的敘述者評斷的所謂“好人”，其實是和“真人”對立的“虛偽的人”的代名詞，這就形成了敘事反諷。

　　這篇小說寫了封鎖前(常態)――封鎖(非常態)――封鎖解除(常態)三個時間段。其實，在每個時間段里，都充斥著“真”―“假”的二元對立。在封鎖前、封鎖解除的常態時間段里，也就是現實生活世界里，“假”被譽為 “好”，得到社會的肯定，人人都爭做“好人”。在封鎖期間，也就是脫離開現實世界時，“真”浮出水面，占據上峰，人們的行為與內心開始一致。非封鎖期的 “好”轉變為“壞”，是人們舍棄的，宗楨開始對他的現實中的妻子不滿，甚至要決定與她離婚，可是封鎖是短暫的，宗楨、翠遠又回到了生活的常態――現實世界，關于“真”―“假”的判斷又顛倒過來。宗楨又成了一個“好人”，他逃離了翠遠。這篇小說的隱含作者是站在世俗立場的對立面，給予現實中人無情的嘲諷。

　　“真”、“假”在兩個世界互相顛倒，這是張愛玲小說中的人物常面臨的困境。在《金鎖記》里，粗俗的曹七巧都在迷惘、凄楚地問自己：“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在《傾城之戀》中，一個有月亮的晚上，白流蘇在電話里聽到柳原對她愛的表白，第二天，柳原對她的態度又回到原來，流蘇恍若做了一個夢，她分辨不清究竟哪一個是真，哪一個是假。故事的最后，香港的陷落成全了流蘇，可是她也感到困惑、迷茫，“誰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

　　對“真”、“假”的質疑，無疑給文本增添了更深的內涵，它已不是單純在講故事，故事的背后有隱含作者更深的哲學意味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