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張愛玲以一個旁觀者的創作姿態,觀察著平常的人生以及日常背后的深刻,表達著自己對人類文明的終極關懷,構成了其作品蒼涼的現代意識。以下是小編整理分享的張愛玲小說蒼涼的現代意識,歡迎大家閱讀!
張愛玲是獨特的。她沒有被裹挾進時代宏大的敘事潮流中,而是以一個旁觀者的創作姿態,通過對人的世俗生存的日常敘事,透露出對浮世蒼生的悲憫。蒼涼的現代意識是張愛玲小說一貫的美學風格,也是她深刻思考后對現代文明做出的獨特詮釋。
一 “真”、“假”世界的迷惘
在《封鎖》中,有一段關于翠遠的家里人的敘述:
“她是一個好女兒,好學生。她家里都是好人,天天洗澡,看報,聽無線電向來不聽申曲滑稽京戲什么的,而專聽貝多芬、瓦格涅的交響樂,聽不懂也要聽。世界上的好人比真人多……。”
在對翠遠家人的敘述中,我們可以看出翠遠一家約略屬于中產階級。從翠遠家人對生活習慣的取舍來看,他們都在積極努力地使自己的生活方式與社會潮流保持一致。雖然有時由于自身的局限與潮流不合拍(如聽不懂交響樂),但他們還是努力地與潮流親和,他們的行為準則一切依照社會潮流的價值判斷。在對女兒的婚事上,他們認為找一個有錢的女婿遠比讀書重要,這種看法是十分吻合社會潮流的。敘述者對翠遠家人的評價是“她家里都是好人”,可見敘述者批評的眼光也是站在世俗的一方的。然而敘述者又說“世界上的好人比真人多”,依照正常邏輯,“好”―“真”是不構成對立的,敘述者此時強調“真”,顯示他的看法是迥異于世俗立場的,因此,我們聽到兩個敘述者的聲音,隱含作者無疑是站在非世俗立場的,這里出現了“不可靠”的敘述,也就是說,在世俗立場上的敘述者評斷的所謂“好人”,其實是和“真人”對立的“虛偽的人”的代名詞,這就形成了敘事反諷。
這篇小說寫了封鎖前(常態)――封鎖(非常態)――封鎖解除(常態)三個時間段。其實,在每個時間段里,都充斥著“真”―“假”的二元對立。在封鎖前、封鎖解除的常態時間段里,也就是現實生活世界里,“假”被譽為 “好”,得到社會的肯定,人人都爭做“好人”。在封鎖期間,也就是脫離開現實世界時,“真”浮出水面,占據上峰,人們的行為與內心開始一致。非封鎖期的 “好”轉變為“壞”,是人們舍棄的,宗楨開始對他的現實中的妻子不滿,甚至要決定與她離婚,可是封鎖是短暫的,宗楨、翠遠又回到了生活的常態――現實世界,關于“真”―“假”的判斷又顛倒過來。宗楨又成了一個“好人”,他逃離了翠遠。這篇小說的隱含作者是站在世俗立場的對立面,給予現實中人無情的嘲諷。
“真”、“假”在兩個世界互相顛倒,這是張愛玲小說中的人物常面臨的困境。在《金鎖記》里,粗俗的曹七巧都在迷惘、凄楚地問自己:“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在《傾城之戀》中,一個有月亮的晚上,白流蘇在電話里聽到柳原對她愛的表白,第二天,柳原對她的態度又回到原來,流蘇恍若做了一個夢,她分辨不清究竟哪一個是真,哪一個是假。故事的最后,香港的陷落成全了流蘇,可是她也感到困惑、迷茫,“誰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
對“真”、“假”的質疑,無疑給文本增添了更深的內涵,它已不是單純在講故事,故事的背后有隱含作者更深的哲學意味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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