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2月21日中午，我接到深入、詳細報道錢鐘書先生的任務。

　　我即與錢先生生前所在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新聞辦聯系。這個時間根本找不到人。我趕緊呼平時聯系較多的一位朋友，他不在，是一位叫孫海泉的同志回的電話。

　　他說：“唉呀，你快來吧，我們也正在商量這兩天請新華社和人民**發(fā)一個弘揚錢鐘書精神的長篇通訊呢。你打個車來，一點半就要向遺體告別了。”最后一句話很重要!我一看表，這時已經一點了。我馬上趕到北京醫(yī)院告別室。門口有幾個港臺記者被攔住了，不讓進。看樣子，國內記者就我一人。這很可能是一次獨家報道。

　　孫海泉說：“你先看一看。今天采訪很困難，楊絳不同意采訪。”錢鐘書要求喪事從簡，現場沒有挽聯，沒放哀樂，也沒有幾個前來告別的人。錢先生的外孫在忙著拍照；還有社科院文學所的所長和幾個工作人員。幾分鐘后，李鐵映來了，然后楊絳也來了。他們說了一些話。我想采訪楊絳，哪怕請她說一句話，但是這時已經沒有時間了，而且看樣子對方的心情也不允許。我問了一下殯儀工有關情況。這位姓劉的大爺談了對錢先生的感想。他很早就知道有這么一個名人，寫了很多書，他看過電視劇《圍城》。

　　名人的后事辦得這么簡單，很少見，他很感動。作為一個普通百姓，能說出這么一些關于一位大學者的肺腑之言，我覺得很有價值。

　　另外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仔細觀察，包括靈堂陳設，錢先生的形象，人們的神態(tài)動作，尤其是楊絳的一舉一動。兩點鐘，一輛豐田旅行車載著錢先生的靈柩出發(fā)了。

　　我向社科院的同志提出，要跟著去，他們同意了，并讓我搭乘王忍之的車。在去八寶山的路上，我和王忍之聊起來，他語氣沉重，欲言又止，感情十分真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