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維慣性既會產生防范麻木，也會產生防范失度。本文要講的案件已經過去很多年了，最近在魏肇權先生談歷年竊案的一本著作中首次披露，很有趣味。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夜，位于山東、河北交界處的一個軍事禁區里發生了重大盜竊案，盜竊者潛入蘇聯軍事技術專家伊哈諾娃住的房間，不僅偷去了首飾和照相機，而且還撕走了絕密筆記本上的兩頁正在研制的重要軍事設備資料。案件引起了北京軍區和國家公安部的高度重視，立即派出了陣容強大的偵查人員，而且規定必須每兩個小時向北京最高層報告一次偵查情況。因為顯而易見，這只能是潛伏在軍事禁區里面的國際間諜所為。但是，緊鑼密鼓地查了幾天，沒有什么進展。

　　焦慮的公安部長突然想到了“北方名探”魯奉節。魯奉節的祖上數代都擔任“捕快頭目”，自己到英國學過現代刑偵技術，在不同時代偵破過大量刑事案件，但此時正陷入一個不小的政治麻煩之中，差一點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名探畢竟是名探，他以一個尷尬的身份來到案發地之后，花四個小時聽案情介紹，花三個小時看材料，然后又找那位失竊的蘇聯專家談了談，當天晚上十時就召集會議宣布他的判斷：這是一起普通的刑事偷盜案件，沒有任何軍事諜報性質。

　　大惑不解的人們當然要問他那兩頁絕密筆記失竊的原因，他說：筆記本還有三十頁與失竊的兩頁同等重要的資料，為什么不把整個筆記本偷走?除非是筆記本太重，但偷走的照相機比筆記本重十倍。因此撕走那兩頁只是出于一種臨時性的需要。究竟是什么需要呢?他在排除了其它各種可能后得出一個驚人的結論：只能是小偷突然內急，充當了手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