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長年的旅行者，一年中有一大半時間在路上，因此家里不訂報刊雜志，訂了也沒法看。說來慚愧，我讀的報紙大多是機場、碼頭隨買隨丟的那些刑偵破案讀物。選擇的標準有兩條，一是材料必須出自于正規的司法機關，二是必須真人真事，如實報道，不能有文學描寫。一般所謂的“法制文學”，我還來不及去看。

　　讀這些刑偵報道，原來只是為了消磨時間，后來幾乎成了習慣。也曾自警是否閱讀品位下墮，但仔細一想又覺得未必。歷來我接觸最多的是文藝作品，而當今許多文藝作品的通病是虛假而又令人厭倦;這些刑案報道正恰相反，既真實又有吸引力。這種巨大的逆反帶給我一種興奮，有時甚至還想推薦給文化界的朋友也屈尊讀幾篇。

　　當然，我讀這些報道還有另外一個目的。在這些充滿暴力和血腥的字里行間，我看到的不是一個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相隔絕的怪異世界，而是處處與我們的身邊相連。刑案是生活的極端狀態，而極端狀態總會集中社會神經的末梢，關及正常部位的痛癢，具有不少思考價值。

　　你看手邊正好有一份法制文摘，刊登了一九九七年八月一日在湖北省破獲的一起綁票殺人案，讀起來就很有意思。

　　這起綁票殺人案其實早在八年前就發生了，偵查了很久沒有結果，基本上已成了一個舊年懸案，擱置在那里。去年，一位名叫吳忠義的刑偵專家隨手翻閱舊案卷，偶然地發現案卷中保留著一張綁匪寫的紙條。他先匆匆瞟一眼，突然若有所思。很快，他決定重新偵查此案，而偵查的范圍，劃定在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中間。

　　究竟是一張什么樣的紙條給了刑偵專家一個重新判斷的機會?

　　那張紙條上其實只寫了十九個字，六個標點符號。其文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