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上海大學美術學院成立了一個現代藝術工作室，以挪威奧斯陸海涅——昂斯塔德藝術中心主任米丘先生的名字命名。其實米丘先生是地道的上海人，上海以這樣的方式歡迎自己的海外游子介人，正是這座城市原有的秉性。據當代著名國際文化活動家培爾·霍伍得拿克先生論斷：“米丘先生是中國第一代完全了解西方現代主義的藝術家。”那么，只說一個米丘，也可證明我們與國際現代藝術重新接通了血脈。

　　但是，我們歡迎米直，意義不止于此。米丘帶來了現代藝術，更帶來了一種文化態度，這種文化態度，即使對現代藝術領域之外的人們也有廣泛的啟示作用。

　　我認為，米直的文化態度可以概括為一句話：從對抗走向對話。

　　一切惡性對抗并非來自某些人本性的好斗，而是來自于某些人的自我粘滯、自我限制、自我固守。過去有不少論者總是強調現代藝術的反叛性和對抗性，把一切現代藝術家看成是金剛怒目式的狂悖者，實在是一種誤會。實際上，倒是那些極端保守而又貌似斯文的圈子粘滯過甚，最后成為惡性對抗的策源地。這些年來的事實早已證明了這一點。年輕的現代藝術家們雖然衣履不整、發式怪異，卻大多相安無事地各自勞作著，而那些刺耳的爭吵聲，大多出自某個喜歡拿著自己的規范去命令別人的陳舊群落。由粘滯而偏激，以偏激求粘滯，是這個群落的思想行為特征，看似十分矛盾，實則互為表里。

　　因為粘滯，一切專業分工、流派定位成為不可逾越的陣地，人們為種種界限而敏感地生存，既警惕有人越界而入，又警惕有人越界而出，即便在界內，又何嘗有一刻安心，結果難免把從業同行逐個當作了或隱或顯的對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