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字塔靠近地面的幾層石方邊緣，安坐著一對對來白世界各國的戀人。他們背靠偉大，背靠永恒，即使坐一坐，也像在發什么誓，許行一么愿。然后，他們跳下，重新回到世界各地。

　　金字塔邊上的沙漠里有一條熱鬧的小街，居住著各種與旅游點有關的人。由此想起一些歷史學家的判斷，埃及最早的城市就是金字塔建造者的工棚，金字塔是人類城市的召集人。直到今天，金字塔還在召集著遠近人群。

　　我們在這條小街上發現了一家中國餐館，是內蒙古一位叫努哈·息廷貴的先生開的。我們中國也有不少旅游景點，啟先生不往那里擠，硬是把碗盆鍋勺搬到了金字塔腳下。在中國人中間最敢于做這種事情的，大多是浙江省溫州人，但啟先生是內蒙古人，從呼和浩特來到這里。我讓他談談身處另一個文明故地的感受，他笑了，說：“我不知道為什么埃及人把生命看得那樣隨便，隨便得不可思議。”

　　他說，在這里，每天上午九時上班，下午二時下班，中間還要按常規喝一次紅茶，吃一頓午餐，做一次禮拜，真正做事能有多少時間?

　　除了五分之一受過西方教育的人，一般人完全不在乎時間約定，再緊急的事，約好半小時見面，能在兩小時內見到就很不容易了。找個工人修房子，如果把錢一次性付給他，第二天他多半不會來修理，花錢去了，等錢花完再來。連農民種地也很隨意，由著性子胡亂種，好在尼羅河流域土地肥沃、陽光充足，總有收獲。

　　我們也許不必嘲笑他們的這種生活態度，比之于世間大量每天像機器般忙碌運轉卻不知究竟為了什么的人，埃及人的生活態度也未必多么荒唐。使我困惑的是，如果金字塔基本可以肯定是這個人種建造的，那么，他們的祖先曾經承受過天底下最繁重忙碌、最周密精確的長期勞役，難道，今天相反的生態正是辛苦后的大喘氣，一喘就回不過神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