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揚國際的小畫家胡怡聞病危的消息，把整個上海都嚇了一跳。

　　她是我同學的女兒，幾乎是所有孩子和家長羨慕的對象。

　　但是，似乎生命之神反對寵愛，執意要把她塑造得更加堅實，便狠狠心把她投入了一條粗礪恐怖的生命畏途之中讓她自個兒去掙扎。她突然生病，病得那么蹊蹺又病得那么嚴重，柔婉的生命一直被逼到最后的防線之前，在她周圍，幾乎全社會都在呼喚和營救。

　　終于，她掙扎過來了，艱難而又必然地拿起了畫筆。那枝畫筆，已不是先前那枝伴隨著無數歡聲笑語的魔棒，而是一枝熔鑄著有關人類生命大恐怖和大安詳的拐杖。

　　現在我們看到的，是她重新站立之初的生命記錄，這份記錄屬于她，又屬于無數生命，屬于那些未必生重病、未必會畫畫的生命。

　　我們的藝術顯然長久地誤會了大氣磅礡，以為巨大的篇幅、堂皇的排場就是，以為漫長的歷史、壯觀的場面就是，以為山頂的遠眺、海邊的沉思就是。其實，藝術的真正大氣，產生于絕境。這種絕境倒未必是饑寒交迫、生老病死，而是生命中更為整體的荒漠體驗和峭壁體驗。放逐、撕裂、滅絕、重生，這才有徹心徹骨的灼熱和冰冷，這才會知道人世間最后一滴甘泉是什么，最難越過的障礙在哪里。

　　于是，開始有了生命的氣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