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的童年未必都像童話,但至少該像童年。若是在都市的紅塵里長大,不得親近草木蟲魚,且又飽受考試的威脅,就不得縱情于雜學閑書,更不得看云、聽雨,發一整個下午的呆。我的中學時代是在四川的鄉下度過的,當時正是抗戰時期,盡管貧于物質,卻富于自然,裕于時光,稚小的我乃得以親近山水,且涵泳中國的文學。所以每次憶起童年,我都心存慰藉。
我相信一個人的中文根底必須深固于中學時代。若是等到上大學后才來補救就太晚了,所以,大一國文之類的課程不過虛設。我的幸運在于中學時代是在鄉間度過的,而家庭背景和學校教育也適合學習中文。
1940年秋天,我進入南京青年會中學,成為一名初一的學生。那所中學在悅來場,靠近嘉陵江邊,因為抗戰,才從南京遷去了當時所謂的“大后方”。雖然不能算是什么名校,但是老師教學認真。我的中文和英文的底子,都是在那幾年打扎實的。
高一那年,一位清朝的拔貢來教我們國文。他是戴伯瓊先生,年已古稀,十足是四川人慣稱的“老夫子”。冬天他來上課,步履緩慢,意態從容,常著長衫、戴黑帽,坐著講課。至今我還記得他教周敦頤的《愛蓮說》,如何搖頭晃腦,用川腔吟誦,有金石之聲。這種老派的吟誦,隨情轉腔,一詠三嘆,無論是當眾朗誦或者是獨自低吟,對于體味古文或詩詞的意境,最具感性的功效。
因為戴老夫子的耆宿背景,我們交作文時就試寫文言。憑我們這一手稚嫩的文言,怎能入夫子的法眼呢?幸而他頗客氣,遇到交文言的,他一律給60分。后來我們死了心,寫白話文,結果反而獲得七八十分,真是出人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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