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的童年未必都像童話，但至少該像童年。若是在都市的紅塵里長大，不得親近草木蟲魚，且又飽受考試的威脅，就不得縱情于雜學閑書，更不得看云、聽雨，發一整個下午的呆。我的中學時代是在四川的鄉下度過的，當時正是抗戰時期，盡管貧于物質，卻富于自然，裕于時光，稚小的我乃得以親近山水，且涵泳中國的文學。所以每次憶起童年，我都心存慰藉。

　　我相信一個人的中文根底必須深固于中學時代。若是等到上大學后才來補救就太晚了，所以，大一國文之類的課程不過虛設。我的幸運在于中學時代是在鄉間度過的，而家庭背景和學校教育也適合學習中文。

　　1940年秋天，我進入南京青年會中學，成為一名初一的學生。那所中學在悅來場，靠近嘉陵江邊，因為抗戰，才從南京遷去了當時所謂的“大后方”。雖然不能算是什么名校，但是老師教學認真。我的中文和英文的底子，都是在那幾年打扎實的。

　　高一那年，一位清朝的拔貢來教我們國文。他是戴伯瓊先生，年已古稀，十足是四川人慣稱的“老夫子”。冬天他來上課，步履緩慢，意態從容，常著長衫、戴黑帽，坐著講課。至今我還記得他教周敦頤的《愛蓮說》，如何搖頭晃腦，用川腔吟誦，有金石之聲。這種老派的吟誦，隨情轉腔，一詠三嘆，無論是當眾朗誦或者是獨自低吟，對于體味古文或詩詞的意境，最具感性的功效。

　　因為戴老夫子的耆宿背景，我們交作文時就試寫文言。憑我們這一手稚嫩的文言，怎能入夫子的法眼呢?幸而他頗客氣，遇到交文言的，他一律給60分。后來我們死了心，寫白話文，結果反而獲得七八十分，真是出人意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