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導語：關于范仲淹寫作《岳陽樓記》的目的，大家是否知道呢？下面就是小編整理的原因，歡迎大家閱讀！

　　摘要：范仲淹《岳陽樓記》的寫作，歷來主要有四種說法：規勸;自勉、勉滕，策勵宣言;提倡“先憂后樂”精神和贊揚滕子京精神。筆者認為第一種說法不符合歷史真實。后三種說法則應綜合為：“倡導、頌揚滕子京的精神與作為，自勵并策勵政治同仁，為‘以天下為己任’奮斗到底”。

　　關鍵詞：范仲淹 《岳陽樓記》 寫作目的 探究

　　由于范仲淹的千古雄文《岳陽樓記》，文采飛揚，思想深邃，對后世影響極大。因此，關于他寫作《岳陽樓記》的主旨，歷來也眾說紛紜。湯吟菲《〈岳陽樓記〉研究綜述》[1]，就1949年到1995年，賞析、研究《岳陽樓記》的文章，從寫作目的、思想意義、景物描寫、文體特征等方面進行了分析，對一些有爭議性的問題，作了簡要的綜述。從其“寫作目的”的簡述和筆者所見，主要可歸納為四種說法：規勸;自勉、勉滕，策勵宣言;提倡“先憂后樂”精神和贊揚滕子京精神。湯文認為“自勉”或“勉滕”是學術界比較通行的看法。筆者認為“勉滕”欠妥，曾在《〈岳陽樓記〉寫于岳陽》[2]一文中略作辯證。因該文主要是探討《岳陽樓記》寫于何處，對此沒有展開討論。故撰此文專題探討，以就教于方家。

　　一、“規勸”說不符合歷史真實。

　　“規勸”說主要依據南宋范公偁的《過庭錄》：“滕子京負大才，為眾所嫉。自慶帥謫巴陵，憤郁頗見辭色。文正與之同年友善，愛其才，恐后貽禍;然滕豪邁自負，罕受人言，正患無隙以規之。子京忽以書抵文正，求岳陽樓記，故記中云：‘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其意蓋有在矣。”[3]因滕“豪邁自負，罕受人言”，范仲淹故而借作記之機規勸之。此說對后世影響極大。1962年新華書局出版的《閱讀與欣賞》中張中行的《范仲淹的〈岳陽樓記〉》、1964年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散文筆談》中霍松林的《談〈岳陽樓記〉》、上海辭書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古文鑒賞辭典》中霍松林釋《岳陽樓記》等，都持“規勸”說。輒一看來，此說似乎有理。一則，范公偁乃范仲淹之玄孫，其說先人之事一定言之有據。二則，所云滕子京的遭遇和性格似又符合歷史記載，故而一般人容易輕信其言。其實，此中存在3個問題。

　　1. 對《過庭錄》成書的時間和時代背景不了解。《過庭錄》是范公偁(1126-1158)于南宋紹興十八年左右，根據父親范直方(1083-1152)所說的先輩之事聽來的話題。“觀勸”滕的這段話就是在紹興十八年與其父“因觀《岳陽樓記》，遂言及此耳”。“過庭”語出《論語》“過庭之訓”。書名《過庭錄》，即記錄父親訓誡之意。這時，范仲淹家族已陷于沒落危機之時，誠于日本高知大學遠藤隆俊教授《宋代的士大夫與家族、宗族──以范公偁《過庭錄》為線索》一文所述：“這本書寫的士大夫從華北逃難到久別的祖先故里蘇州的事情，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一族人慶祝再會紀念的書。但是他們是在黨派斗爭失敗后被排擠出政界，在政界失意的背景下定居蘇州的，決不單單是根據親情和同族意識才寫這本書的。而且在這之前一直居一族的領導地位的他們，在此時期也陷于沒落的危機。《過庭錄》也如實反映了這種危機意識。”[4]也就是說作者寫此書的主要目的，是為了重振家風，鼓舞族人士氣，挽救家族危機。因此，出現一點揚范抑滕為尊者諱的情況就不足為怪的了。何哉?范公偁對“慶歷新政”失敗后滕、范二公的思想情況了解不夠深入。滕子京求記之時，正值范仲淹“慶歷新政”失敗之后，此時的范仲淹曾兩次請調，欲退出政治斗爭的旋渦。到鄧州后還出現了置田退隱的消沉心態，不具備積極地勸誡滕的思想基礎。而滕子京縱使在半年之內既遭拘押審查，又連續遭受三次貶謫的情況下仍不氣餒，三貶至岳州后還作出了驕人的業績。此時滕、范在思想境界上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2. 求記與作記相距時間太久。滕子京《求記書》撰寫遞送于慶歷五年六月十五[5]，即范“知邠州兼陜西四路緣邊安撫使”時。而樓記落款為“慶歷六年九月十五”，是范調鄧州7個月之后，兩者相隔整整十五個月!若范作記的目的是為了規勸滕子京，他就應該接到書信立即回復，因為貶謫不久的滕子京正需要“規勸”。為何推遲許久?!待到此時，滕子京的憤懣之情早以被流逝的歲月漸漸撫平，遲到的“規勸”恐怕是馬后炮了。

　　3. 范公偁之言并非源自范仲淹。范公偁的父親范直方乃范仲淹的曾孫，范直方出生時范仲淹去世已31年，而言及此事時的紹興十八年(1148)距范仲淹故世已96年，其言能源于范仲淹?再者，范直方也未必清楚“慶歷新政”失敗前后范、滕的思想情況和具體表現。持此說者，大多忽視了這個問題和作記時的歷史背景，故容易被表面現象蒙蔽。“規勸”說難以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