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遙之所以最終成為一個優秀的作家，寫出優秀的小說，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正是多種因素共同的合力下造就了后來的路遙，知青的影響就是其中的一個重要的力量。下文就是小編收集的知青對路遙小說創作的影響資訊，歡迎大家閱讀!

　　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向全國人民發出了最高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人民*報》刊登了《我們也有一雙手，不在城里吃閑飯》的報道，希望廣大知識青年和脫離勞動沒有工作的城鎮居民到農村生產第一線去。由此，全國掀起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熱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作為一場政治運動，有其時代的局限性甚至是荒謬性，但是這場運動對農村各方面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尤其是對農村青年的影響作用是相當深的。正如在四川省插隊落戶過的旅法華裔作家戴思杰的長篇小說《巴爾扎克與中國小裁縫》敘述的那樣，從大都市來到小山村的插隊知青“我”與阿羅帶來的鬧鐘打破了鄉村慣有的時間觀念，而且把西方文學故事帶到了鄉村，潛移默化地影響改變著小山村，并最終使“小裁縫”走出大山。

　　當時延安作為革命老區，來的知青多為北京知青，而且很多知青是高官子弟或家境優越人家的子女，大多具有著良好的文化素養和知識儲備，其中不少人后來成為各行業的優秀人才，如史鐵生、陶正、孫立哲等。這些北京知青給陜北帶來了全新的都市文化，強烈地沖擊著閉塞的陜北鄉土文化。鄉土文化與都市文化這兩種不同質的文化因為知青的到來發生著強烈的碰撞，都市文化以其文化上的現代性而在這次碰撞中處于優勢地位。北京知青參與上山下鄉運動，并非全是出于政治方面的鍛煉，而是抱著在農村大有作為和改造農民的思想來到農村的。正如陶正所言：“我當時的全部感受只用一個字就可以概括：干。嘴里還得說接受再教育，心里念叨的是改造農村改造中國。我也真想在革命圣地學到什么革命傳統。陜北窮，落后，能大有作為，這是真的。志同道合的十七個人編成一組，專挑荒僻窮困的地方落草扎寨”[1]。這樣，文化上的優勢與知青傳播的欲求相契合，影響沖擊著塵封已久的鄉土文化，打開鄉土世界人們的現代視野，啟迪鄉土青年的思想情感。

　　在這樣一個時代背景下，當年正值青春年少的路遙受知青的影響是自然而然的，但是知青對路遙的影響不僅僅止于此，而要比這更為深遠。路遙的身邊生活著一批知青，如陶正、孫立哲、張五愛、林紅、林達等，這些都是影響路遙一生的朋友。他們不但從生活、情感、能力方面潛移默化地影響著路遙，更對路遙的思想和后來的文學創作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聞頻曾回憶道：“路遙平時話不多，也不愛與人交談。但他愛和北京知青交往，他在那里獲益匪淺。他常向我講述他和張五愛、陶正、孫立哲等清華附中學生交往中的感知。可以說，是這幫知青打開了這個陜北后生的思路，把他的視野從這片黃土高坡，導向了全國，導向了世界，導向了社會的高層次”[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