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學于荊公新學思想最重要的影響主要在兩方面：體用不二的思辯以及心性論。下面逐一加以分析。

　　在道德形而上特別是道體的構建上，王安石糅合了佛道兩家的思想，主要是運用佛教體用不二的思辯，對老子的道論進行改造。

　　老子的道論是居于有無、本末的天道思維方式而來的。老子以無為本，有為末。他雖然也談“反者道之動也”，談物有長短、難易之別，但是由于老子過于偏于天道，以無為自然為道，以有為變化為器。主張尊無而薄有，崇本抑末，由此對有為的、變化的這部分大體是排斥的。以天道壓人道，這樣的人道實際上已經不是人道，而是天道了。老子的天道是自然無為的，無意志、無目的、無情感、純任自然的。這樣道與天地人萬物之間實際上不包含諸如仁、義、禮、智等道德因素。現實之所以有這些內容那是因為道治破壞的結果。他說：“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老子》第十八章)“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老子》三十八章)顯然老子是將道治與德治相區分的，推崇道治，批評德治。這與儒家將兩者合而為一、推崇德治思想相沖突。

　　如何既吸收老子的道論、又安頓儒家的德治主義是荊公新學的所要解決的基本難題。王安石采用的方法主要是在延續老子本末、有無觀念的同時，采用佛教體用不二的思辯，對老子的道論進行改造。他說：“道有體有用，體者，元氣之不動;用者，沖氣運行于天地之間”。“道有本有末。本者，萬物之所以生也;末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本者，出之自然，故不假乎人之力而萬物以生也;末者涉乎形器，故待人力而后萬物以成也。”顯然，王安石認為所謂體用都是就道而言的，體用都是道，這就與老子將道器、體用、本末截然對立的思想存在巨大的差別。王安石以元氣為道之本體，以天地萬物為本體的作用與表現，認為道即氣，它既是本體，又是作用，既是存在，又是流行，是宇宙自然的總體。作為本體的道與其所派生的天地萬物之間是一個統一于“氣”的有機整體。這種思辯方法顯然運用了佛學體用不二的思辯形式。如王安石解“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為“彼銳則挫之，紛則解之，光則和之，塵則同之，非有也，非無也”。?非有非無，是兼體用而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