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時期二位著名的政治家及才子蘇東坡與王安石，因為在朝輔政意識形態及文學風格的迥然不同，導致個人是非恩怨不斷，所謂文人相輕，蘇王猶烈。好在二人在晚年能握手言和，緣于最終在仕途的共同失意而能更清醒、客觀看待對方的長處，由此而能包容對方的不足，進而認識自身、明心見性。二人的生平經歷、思維起伏展現了封建社會典型的古代士子階層的悲壯風情。

　　憶昔蘇東坡剛參加制舉時，鋒芒畢露，在制策中全面地提出了自己對朝政的看法，眾考官都欣賞東坡的“文義燦然”，將其列為高第。而王安石以知制誥的身份卻認為蘇東坡的許多觀點，與自己以前向皇上所上的萬言書意見相左，因而斥責蘇東坡之文為“全類戰國文章”，這就是二人的初次交鋒，也即新舊黨爭的延伸。

　　而蘇東坡任監官誥院時，主管官吏憑證文書的頒發，對王安石好為大言詭論行為非常不滿，在對劉敞的祭文中予以隱約譏刺，后來更是竭力反對王安石的變法。由此王安石十分惱怒，把蘇東坡視為強敵，必欲與他逐出朝廷而后快，蘇東坡因此備受變法派的打擊排擠。

　　熙寧二年(1069年)蘇東坡上疏論貢舉之法不當輕改，神宗非常欣賞其主張，當天接見后想讓蘇東坡修中書條例。而王安石則竭力阻攔，并力薦呂惠卿擔當此任。 神宗又想讓東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卻說東坡不是“可獎之人”。王安石還多次勸神宗貶黜東坡，神宗未聽，王安石就說對待東坡必須像調教“惡馬”那樣，“減芻秣，加笞撲，使其服貼乃可用”。

　　同年，蘇東坡為國子監舉人考官，策題以歷史上君主獨斷或興亡之事為問，王安石更是大為不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