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所處的魏晉時期是人的生命意識全面覺醒的時代,生命成了人們主要關注的對象。人的覺醒,個體意識的加強,伴隨而來的是個性的張揚和情感的勃發(fā)。在魏晉名士風流瀟灑,他們或以酒色、或以山水、或以音樂、或以清談、或以宗教來延長生命的長度和增加生命的密度。但魏晉畢竟是一個空前動蕩不安、政治黑暗的時代,他們的情感絕不是個性解放后那種單純的無羈無絆、無拘無礙,而是在狂放灑脫背后的靈魂的無盡悲憂。而只有陶淵明以他自己別具一格的對生命的體驗方式,在官場與田園之間用自己的生命體驗把“自然”處理得恰到好處,構筑起一座超出表象的精神家園。“自然”一詞,是陶淵明的一種生命旨歸，是其構筑的為后人所仰慕的精神家園，是其詩歌總的藝術特色。

　　自鐘嶸說陶淵明的詩歌是“篤意真古”(《詩品》)以后,諸家論陶詩的藝術風格雖說法不盡相同,但多以平淡自然為旨歸。嚴羽論陶詩是“質而自然”(《滄浪詩話》),胡應麟說陶詩是“開千古平淡之宗”(《詩藪》),朱庭珍在《筱園詩話》里指出“陶詩獨絕千古,在‘自然’二字”。 無可置疑,藝術風格首先是作家藝術個性的表現。

　　曹丕在《典論•論文》中說：

　　“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言樂，曲度難均，節(jié)奏同檢，至于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曹丕“天才論”的文氣說，認為稟賦決定個性，個性決定創(chuàng)作風格。劉勰在《文心雕龍•體性篇》中專論文章風格和作家的關系：

　　“夫情動而言形，理發(fā)而文見，蓋沿隱以至顯，因內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并情性所鑠，陶染所凝，是以筆區(qū)云譎，文苑波詭者矣。故辭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風趣剛柔，寧或改其氣;事義淺深，未聞乖其學;體式雅鄭，鮮有反其習：各師成心，其異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