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白華在《論〈世說新語〉和晉人的美》一文中說道:“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痛苦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濃于熱情的一個時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藝術精神的一個時代。”不錯,那是一個分裂對峙的時代,士族和庶族在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被按門第區別,豪門士族控制了國家的絕大部分,形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現象。那也是一個天下才子被壓抑的時代,士族通過其權力來控制國家的人才選舉,門第的高低已取代舉孝廉成為官吏進身的正途,使出身寒門的知識分子壯志難酬或根本沒有施展才能的余地。然而,那個時代卻孕育了一位風流名士——陶淵明。
就如錢鍾書所認為的,在《五柳先生傳》中,“不”字為一篇眼目。從那九個以活潑靈巧的文字貫穿起來的“不”字,我看到了陶淵明和他輕靈飄逸的個性。“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他不用“我”交代姓名籍貫和一生事跡的無限風光,而托名于屋旁的五棵柳樹,顯示了他一反“門閥制度”的脫俗。他總是“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因為他心靜氣閑,對名利毫無追求。他喜好讀書,而且是隨性的,所以“好讀書,不求甚解”。他“性嗜酒”,但“家貧不能常得”,一旦有機會痛飲,他便率真豪放地“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他不因貧奪志,所以盡管“環堵蕭然,不敝風日”,他還“常著文章自娛”,進而培養出“不戚戚于貧賤,不汲汲于富貴”這種卓爾不群的性格。
讀了《五柳先生傳》,我捫心叩問:“人生的意義是什么?”是聲勢顯赫的官位?是功名利祿的榮耀?還是花花綠綠的鈔票?如果把人生比喻為一張白紙,你會用思維的筆畫上什么呢?是用粗肥瘦短的線條堆砌成七零八亂、不帶任何意義的自定義式抽象畫?還是什么也不畫,把筆擱在一旁坦坦蕩蕩地說:“讓它空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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