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處身于中華民族前所未有的現代歷史語境中，適逢舊價值體系以摧枯拉朽之勢坍塌，新價值體系步履維艱的關鍵時期，時代要求新的結構性的重組與轉換。因而，生存其間的新一代知識分子將探尋中華民族的“新生”之路視為他們孜孜以求的最大的人生目標。

　　魯迅更終其一生在命運的起承轉合中尋找著中華民族得以真正崛起的內因外力。《詩經》作為我國古代第一部民間詩歌總集，不僅確當地反映了特殊時代的思想文化現實，而且還傳達了天真無邪的初民的人性本真，在詩歌簡短的語言中深藏著他們平凡而又真實的真切生命體驗。魯迅在關注《詩經》的同時也完成了他批判現實、自我構建的歷史任務。本文立足于魯迅文本，對見之于文本的關于《詩經》的論述進行深度解讀，廓清魯迅在《詩經》樸實的文字中所體會到的民族“新生”的內在動因。

　　《詩經》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占據著無可替代的歷史位置。魯迅將對其的關注與運用揮灑進浩瀚文本中，他不僅追溯了《詩經》的誕生，評述了《詩經》研究史上的一直未有定論的刪詩問題，而且作為文學家，還對《詩經》的特有的藝術風格做出了精到的闡解。

　　魯迅從人類文化學的角度對《詩經》的來源進行了探源。人類先在集體生活中產生語言，又在勞動中孕育藝術，乃至文學。魯迅在《門外文談》中認為，群居生活催生了語言的出現，也自然而然地孕育了語言的藝術――文學[1]。當最初人類在共同生活中產生交流的需要，不僅借助于姿態而且依賴于聲音，聲音的演變促成人類語言的形成。語言一步步成熟，有樸實到華美，由直白到含蓄，在不同程度上表達著人類純樸簡單的內心世界。進而，生活的復雜使內心情感郁結直至任情而歌，其中需要更為貼切自然的語言來傳達，于是一步步產生了可以歌的“文學”。《詩經》的出現便順應了這一類發展的趨勢，是周初勞動者任情而歌的結晶，不但傳達周人注重文德，講求“作新民”，以觀民觀素俗、風化天下、慎思審視的思想籠蓋天下的自覺意識，而且也是統治者統治思想的生動體現，是統治思想化為社會自覺意識的必然結果，內蘊著春秋尊玉攮夷、崇尚一統的時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