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要講的是春秋時代的文化精神，這個時代的文化精神是可以用風雅精神來概括的。春秋時代是因為魯國的編年體史書——《春秋》而得名的，以一部書命名一個時代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唯一的。從公元前７７０年到公元前４５３年，共３１７年的歷史，簡稱春秋三百年，就是我們要講的春秋時代。

　　春秋三百年是中國歷史上激蕩人心的三百年。有一個時代是春秋時代，有一種精神是春秋精神，有一種風度是春秋風度，有一種氣象是春秋氣象。這并不是政治上最美好的時代，但卻是歷史上少有的思想自由的時代。伴隨著王綱解紐，諸侯爭霸，人們的思想空前活躍，充滿生機。春秋士人或效命于戰(zhàn)場，或奔走于列國，他們可以敲擊著古老的編鐘而賦詩斷章文采斐然，也可以駕駛著戰(zhàn)車而披堅執(zhí)銳豪氣凜然，由此開啟了一個時代特有的文化精神。

　　雅斯貝爾斯在其《智慧之路》一書中說：“發(fā)生于前８００年至２００年的這種精神的歷程似乎構(gòu)成了這樣一個軸心，正是在那個時代才形成了我們與之共同生活的這個‘人’。我們就把這個時期稱作‘軸心時代’吧。非凡的事情都集中發(fā)生在這個時期，中國出現(xiàn)了孔夫子和老子，中國哲學的全部流派都產(chǎn)生于此，接著是墨子、莊子和諸子百家。……希臘產(chǎn)生了荷馬，還有巴門尼德、柏拉圖等哲學家，悲劇詩人。”從公元前７２２年到公元前４５３年的春秋時代正處于這樣一個軸心時代里，是整個‘軸心時代’文化的動人心魄的一幕。

　　對春秋時代的認識我們必須超越兩個誤區(qū)：第一，是在政治上僅僅把春秋當作一個亂世來描繪。孟子已把春秋時代描寫成“世道衰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孟子?滕文公下》）的混亂局面。漢代的經(jīng)學家們更認為這是一個“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的世界。站在經(jīng)學的立場上春秋時代是不足取的，因為經(jīng)學家們普遍懷念一個西周盛世，而這種思想的影響相當深遠，連那些近現(xiàn)代史上激烈的經(jīng)學反對者，在理論上他們可以和經(jīng)學家們水火不容，但一寫到春秋其口吻又是驚人的一致。在他們筆下春秋時代依然是周文疲敝、王綱失墜、禮崩樂壞、政治失序的一幅黑暗圖畫。其實，假如沒有王綱解紐，假如春秋諸國依然小心翼翼地侍奉一個西周王朝，春秋時代怎么能有一個空前的思想解放？更何況春秋諸邦脫離周代王權(quán)其實質(zhì)并不是地方政權(quán)脫離中央政權(quán)，而是城邑文明發(fā)展到一定階段所形成的城邦自立，而恰恰是這種自立促成了思想的自立，也形成了充滿豐富性與多元性的城邦文化。如果我們不是以經(jīng)學的眼光看待春秋文化，這種變革正是新文化新思想展露生機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