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第一部詩集，《詩經》以其豐富的生活內容、廣泛的創作題材，向我們展示了殷商社會乃至包含著遠古社會的歷史風貌。從《詩經》的祭祖詩中，我們看到了殷周祖先創業建國的英雄業績;從農事詩中，看到了在農業生產中辛勤地勞作地農奴;從戰爭徭役詩中，看到了仆仆風塵的役夫征人;從卿士大夫政治美刺詩中，看到那些關心國家時政的優秀人物;從婚姻愛情詩中，看到了周人的婚姻習俗;從其他詩篇中，我們也看到周代社會各種各樣的民俗風情，等等。可以這樣說，《詩經》中的305篇作品，交織成一幅多層次的、多角度的，從多個方面展現殷周社會歷史的立體畫卷。它的每篇作品，都潛含著無數的可以發揚的文化內容。它是中國上古文化一部形象化的歷史，從遠古到周代社會的文化積淀。因此對于《詩經》，我們不僅僅需要從題材上的大體分類中去認識其偉大，而且更需要從整體上去把握這部作品中所包孕的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從這方面講，它的意義也是無限的，下面，我們從幾個方面略作概括。

一、植根于農業生產的鄉士情蘊

　　中國是一個古老的農業民族。據考古發掘，早在一萬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初期便已開始了農業種植活動。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左右存在的仰韶文化，就“是一種較發達的定居農耕文化遺存，主要栽培粟、黍”。①從出士的甲骨卜辭記載中可知，農業已經是商代社會的主要生產。卜辭中多次出現黍、禾、麥、稻等農作物名稱，農業生產的好壞乃是殷民族最為關心的大事。從土質豐厚的黃土高原的富饒的渭河流域發祥的周民族，更是一個專事農業生產的農業民族。

　　農業發展，一方面使中國人很早就擺脫了依賴自然采集和漁獵的謀生方式，有了更為可靠的食物來源，促進了文明的進步;另一方面也改變了因采集和漁獵不得不經常遷徙的生活方式，形成了高于周邊民族的定居農耕文化。從而也很早就培養了中國人那種植根于農業生產的安土重遷、勤勞守成的濃重的鄉土情蘊。

　　《詩經》是具有濃重的鄉土之情的藝術。且不說十五《國風》散發著濃郁的各地鄉土的芬芳，即便是在《雅》、《頌》的抒情詩中，也莫不沉潛著植根于農業文化的深深情蘊。這不僅僅表現為周人對農事的關心，對農神的崇拜和農事詩的創作，而且表現為體現在《詩經》中大部分作品中的眷戀故土乃是各民族的共同心理。本來，從人類的普遍文化情感上講，眷戀鄉土乃是各民族的共同心理。荷馬史詩《奧德修記》中的希臘英雄俄底修斯，特洛伊戰爭結束后在外漂流了十年，歷盡千辛萬苦之后仍然返回了他的故鄉，這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但是我們須知，貫穿于《奧德修記》這部希臘史詩的中心主題卻不是思鄉情感的抒發，詩人在這時只不過以俄底修斯回鄉為故事發展的線索，來敘述這位英雄的冒險經歷，歌頌希臘人對自然的斗爭和對海外探尋的英雄主義精神。產生這兩部書的時代背景是從古代和氏族組織轉變而來的希臘英雄時代的奴隸社會制度，“古代部落對部落的戰爭，已經開始蛻變為在陸上和海上為攫奪家畜、奴隸和財寶而不斷進行的搶劫，變為一種正常的營生，一句話，財富被當作最高福利而受到贊美和崇敬，古代氏族制度被濫用來替暴力掠奪財富的行為辯護。”②希臘人通過這兩部史詩來對海外征服的英雄主義精神來表示了最為崇高的贊美。

　　可是，以農業生產為根基建立起來的周代社會，從一開始就不可能產生古希臘社會的對外擴張冒險精神。他們立足于自己腳步下的這片熱土，靠的是勤勞的雙手去創造自己的財富與文明。他們從來不愿意離開生其養其的土地，眷戀的是和平安適的田園生活，沉醉于濕馨的鄉土之夢。周人歌頌他們祖先后稷，是因為后稷教會了他們如何稼穡;歌頌他們的創業之祖公劉，是因為公劉帶領他們躲開了戎狄的侵擾，選擇了豳這塊適宜于農業生產的土地;周人歌頌古公亶父、王季、文王，同樣是因為他們再次躲開了戎狄的攻侵，定居于土地朊朊肥美、“堇荼如飴”的周原，并且領導他們驅除了外患;周人歌頌武王，是因為武王革除了殘暴的君主紂王之命。一句話，周人對他們祖先英雄的歌頌，道德就在于這些祖先英雄們為他們創造了和平安穩的農業生活環境，而決不是這些英雄們在對外擴張中掠奪了多少財富和奴隸。《詩經》中植根于農業生產的鄉土情蘊，首先在周族史詩和祭祀詩這種特別典雅莊重的作品中得到最好的表現。如《周頌·載芟》。

　　他們津津樂道于農業的豐收，在宗教儀式上表演關于農業生產的舞蹈，從春天的墾荒一直寫到秋天的收獲。他們在祭壇上獻上最好的糧食貢品以娛樂祖先和神靈，乞求神靈明年帶給他們更好的收成;他們在故鄉的土地上紡織著生活理想的花環，描繪著事業興旺發達的圖畫。

　　農業生產培養了周人安土重遷的文化品格，反過來，對農業生產的破壞，由于戰爭、徭役等造成的遠離故土家園，也就成了詩人最痛苦的事件。翻開《詩經》，我們感受最為深刻的內容之一，就是《國風》和《小雅》中那種濃濃的相思懷歸之情。這里有在外的游子征夫的思鄉之曲，如《擊鼓》、《式微》、《揚之水》、《陟岵》、《鴇羽》、《匪風》、《東山》、《破斧》、《小雅·四牡》、《采薇》、《出車》;也有家鄉的妻子思念在外的征人，如《卷耳》、《汝墳》、《草蟲》等等。如此眾多的作品，盡管各有其獨特的藝術表達和情感抒發的不同情境，卻又共同指著眷戀故土家園的鄉思之情，這不能不說是農業文明所培養起來的特殊民族情感。像《唐風·鴇羽》寫遠行在外在征人久役不歸，首先想到的是家里田園的荒蕪，想到父母的無人奉養，并為此而一遍遍地呼喊蒼天，這不是農業民族所培養起來的一種特殊的文化情感嗎?

　　植根于農業生產的鄉土情蘊，并不僅僅表現為一種眷戀故土的思鄉之情，它更培養了周民族安分守已，不事擴張、不尚冒險的品格。所以看到，除《商頌》外，一部《詩經》，盡管也有歌頌周人建國立功之祖的史詩，盡管周代社會幾百年從未間斷過對于周邊民族的戰爭，但這里竟沒有一首詩歌頌了周民族對于域外的征服，也沒有一首詩傳述過獨特的異域風物、描寫過奇異的海外風光、贊美過他們的探奇獵險、宣傳過域外擴張精神。在周人的文化心理里，不要說像古希臘人那樣離家遠征特洛伊十年，即使是周公東征僅僅三年，詩人已經發出“我徂東山，滔滔不歸”的感嘆;即便是抵御外族入侵一年二年的離鄉光景，似乎也難以讓他們忍受。“采微采微，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在周人看來，如果至歲暮還不見還家已經不符合生活的常情。詩火之怨，早已經充盈于字里行間，“我心悲傷，莫知我哀”。更有甚者，甚至在他們出征離家的那天，就已經帶關滿腹的哀怨與眷顧，“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回鄉時仍然有著不盡的憂愁，“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植根于農業文化的安土重遷的鄉土情蘊，在這些詩句里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現。

　　《詩經》是植根于中國農業文明的藝術，農業社會塑了中國人的農業文化心態。從一定意義上說，《詩經》就是我國一部充分體現了中國農業文化精神的詩集。這不獨表現為在思想情感上濃厚的鄉土情蘊，還表現在創作態度、表現方式、寫作目的、審美觀念等各個方面。農業勞動對象在大自然中豐富活潑的生命形態刺激了“觸景生情，感物而動”的直覺感發式的創作沖動;農業生產對大自然的依賴關系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文化心態，并決定了情景交融的表現方式;農業社會自給自足的生產目的影響了傳統詩歌樂志暢神、自適自足、重在表現自身價值的寫作目的;農業社會人們效法大自然的和諧的節奏秩序而形成了以“中和”為美的審美觀念;農業的周而復始的簡單再生產中滋養了尚古意味和靜觀情趣。所有這些得到農業社會集體文化心理的普遍認同，從而成為創作與鑒賞的審美規范，并構成傳統詩歌農業文化形態的基本特征，③在《詩經》中，我們都可以得到或多或少的印證。正是這些，使《詩經》不但在作品題材內容上，更使它在文化精神上成為后世中國詩歌創作的楷模與典范，成為中國人讀來最親切因而也最喜愛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