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要講的是春秋時代的文化精神,這個時代的文化精神是可以用風雅精神來概括的。春秋時代是因為魯國的編年體史書——《春秋》而得名的,以一部書命名一個時代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唯一的。從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53年,共317年的歷史,簡稱春秋三百年,就是我們要講的春秋時代。
春秋三百年是中國歷史上激蕩人心的三百年。有一個時代是春秋時代,有一種精神是春秋精神,有一種風度是春秋風度,有一種氣象是春秋氣象。這并不是政治上最美好的時代,但卻是歷史上少有的思想自由的時代。伴隨著王綱解紐,諸侯爭霸,人們的思想空前活躍,充滿生機。春秋士人或效命于戰場,或奔走于列國,他們可以敲擊著古老的編鐘而賦詩斷章文采斐然,也可以駕駛著戰車而披堅執銳豪氣凜然,由此開啟了一個時代特有的文化精神。
雅斯貝爾斯在其《智慧之路》一書中說:“發生于前800年至200年的這種精神的歷程似乎構成了這樣一個軸心,正是在那個時代才形成了我們與之共同生活的這個‘人’。我們就把這個時期稱作‘軸心時代’吧。非凡的事情都集中發生在這個時期,中國出現了孔夫子和老子,中國哲學的全部流派都產生于此,接著是墨子、莊子和諸子百家。……希臘產生了荷馬,還有巴門尼德、柏拉圖等哲學家,悲劇詩人。”從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53年的春秋時代正處于這樣一個軸心時代里,是整個‘軸心時代’文化的動人心魄的一幕。
對春秋時代的認識我們必須超越兩個誤區:第一,是在政治上僅僅把春秋當作一個亂世來描繪。孟子已把春秋時代描寫成“世道衰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孟子?滕文公下》)的混亂局面。漢代的經學家們更認為這是一個“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的世界。站在經學的立場上春秋時代是不足取的,因為經學家們普遍懷念一個西周盛世,而這種思想的影響相當深遠,連那些近現代史上激烈的經學反對者,在理論上他們可以和經學家們水火不容,但一寫到春秋其口吻又是驚人的一致。在他們筆下春秋時代依然是周文疲敝、王綱失墜、禮崩樂壞、政治失序的一幅黑暗圖畫。其實,假如沒有王綱解紐,假如春秋諸國依然小心翼翼地侍奉一個西周王朝,春秋時代怎么能有一個空前的思想解放?更何況春秋諸邦脫離周代王權其實質并不是地方政權脫離中央政權,而是城邑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所形成的城邦自立,而恰恰是這種自立促成了思想的自立,也形成了充滿豐富性與多元性的城邦文化。如果我們不是以經學的眼光看待春秋文化,這種變革正是新文化新思想展露生機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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