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特曼與他的詩歌驚雷《草葉集》

詩歌時間：2021-08-31 手機版

惠特曼與他的詩歌驚雷《草葉集》

　　1819年5月31日，現代主義詩歌先驅華爾特·惠特曼誕生在美國紐約長島亨廷頓區西山村一戶沒有土地的木匠家庭。

　　美國詩歌史上的第一聲春雷

　　1839年起，惠特曼開始文學創作，寫一些短詩，同時參加當地的政治活動。幾年以后，他成了一家較有名望的報紙《鷲鷹報》的主筆，不斷撰寫反對奴隸制，反對雇主剝削的論文和短評。1848年西歐各國爆發革命，惠特曼開始在報紙上發表詩歌謳歌歐洲革命，后終因政見不合而離開新聞界。

　　之后，惠特曼一邊重操他父親的舊業——當木匠和建筑師，一邊展開了他旺盛的詩歌創作活動。1855年7月，美國詩歌史上的第一聲春雷炸響了——惠特曼出版了《草葉集》。《草葉集》第一版只有薄薄的94頁，包括12首詩作。1891年惠特曼逝世前，《草葉集》已出版了第九版，其中的詩歌篇目已增加到372首。

　　《草葉集》從第一版到第九版，經歷了坎坷的歷程，其中充滿了激烈的爭論。這種爭論在詩人逝世后100多年的時間里仍然在延續。19世紀后葉至20世紀全世界所有文學大師幾乎無一例外地都在一生中的某個時刻向惠特曼的《草葉集》行過注目禮。小說家亨·詹姆斯年輕時曾經批評惠特曼是“對藝術的冒犯”，到60歲時他才以“深深的該詛咒的恥辱感”檢討了自己早年的“罪過”，并尊稱惠特曼為最偉大的美國詩人。他溫馨的話語至今仍縈繞在全世界熱愛惠特曼的讀者耳邊：“我祝賀你在開始一樁偉大的事業，這無疑是從一個長遠的背景出發的。我擦了擦眼睛，想看看這道陽光是不是一個幻覺，但白紙黑字擺在我的面前……”

　　以一種原始的活力述說

　　在惠特曼從事詩歌創作的年代，控制美國詩壇的是所謂“高雅派”詩人，他們一味以模仿英國詩歌為能事，而當時的英國詩歌也已是維多利亞式浪漫主義的末流，這種詩風在美國產生的`只能是等而下之的仿制品。惠特曼來了，帶著手腳上的泥土和草葉，帶著汗珠和露水，從碼頭、田野、礦山、街市走來，放開嗓門，大膽高歌，帶著開天辟地的一個嶄新的“人的姿態”——他一開口就是一個嶄新的文明的聲音——后來的眾多批評家沒有說錯，這就是“新興的美國文明”的聲音。惠特曼的時代是資產階級共和國在新大陸蒸蒸日上的時代，《草葉集》反映了美國在內戰前后從農業經濟發展到一個工業大國的進程，用一個新的樂觀的聲音在歌頌一個新民族的崛起。惠特曼一反當時美國文壇脫離人民、脫離生活的陳腐貴族傾向，第一次把詩歌的“目光”放在了普通人和日常生活上，趕車人、船夫、鐵匠、木匠、紡紗女、排字工、筑路者、拉纖者，詩人把這些人物概括為美國人的形象，把最高貴的品質給予了這個形象，在這個形象中表現出正在準備為自由而戰的志愿和希望。

　　惠特曼主張為了描述宇宙萬物的規律以及它們的創造力和豐富性，必須避免傳統的詩藝常規，即押韻、格律等。于是他創造了一種空前自由的詩體。他的詩總是隨著奔放的激情、恣肆的想象和縱橫的議論而形成一種舒卷自如的旋律，宛若行云流水，當行則行，當止則止。所以“自由”是《草葉集》的一大特點。在惠特曼看來，“最好的詩就是具有最完善的美的東西——對耳朵的美，對大腦的美，對心靈的美，對時間與地點的美。”

　　在美國文學史上，《草葉集》成了一個源頭，成為20世紀美國現代主義詩歌運動的先驅。

　　惠特曼在世界和中國

　　惠特曼曾經呼吁世界各國詩人將自己的激情傾注給這個圓圓的地球，并表示要創造一種新的程式——國際詩歌。今天，在世界各國，惠特曼的后人正在用自己的詩歌創作實踐著這一“工程”。智利詩人聶魯達不僅從思想淵源，包括詩藝甚至句式、節奏上都直接師承惠特曼，聶魯達最后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應該也是惠特曼的榮耀。西班牙語另一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詩人阿爾桑德雷從淵源上與惠特曼的關系也清晰可辨。

　　惠特曼把中國像印度一樣作為東方文化的代表。反過來，古老的中國從惠特曼的詩歌中也獲益更多。這位為世界所公認的“民主詩人”，幾乎是與高舉“民主、科學”大旗的五四運動同時在中國出現的。而在中國的白話文新詩史上，直接作為一個精神資源和詩歌典范而輸入營養的，惠特曼應該是古今中外所有詩人中的第一人。

　　郭沫若的《女神》直接接受了惠特曼的影響，“大膽沖破形式的羈絆，歌頌大自然，歌頌地球、海洋、太陽，歌頌近代都市，歌頌祖國，歌頌力”(艾青語)。郭沫若自己也承認“惠特曼的那種把一切的舊套擺脫干凈了的詩風跟五四時代狂飆突進的精神十分合拍”，并且徹底地為他“雄渾的、豪放的、宏朗的調子所動蕩了”，于是自己“開了閘的作詩欲”“找出了噴火的方式”。惠特曼為新生的中國新詩帶來了解放的力量。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也透露著《草葉集》自由恣肆的風貌。到了朦朧詩作者，舒婷的《祖國啊，我親愛的祖國》中的列舉和擬人，在技法上完全脫胎于《草葉集》，而梁小斌《中國，我的鑰匙丟了》中的呼喚和及物的方式也帶有《草葉集》的痕跡……比起前兩代作者，這一代作者與惠特曼的關系雖然在表面上疏遠，但在精神上卻更為接近。惠特曼在《草葉集》中說：“不是一個感傷主義者，不高高站在男人和女人的上面，或遠離他們，不謙遜，也不放肆。 ”這種態度和姿勢對我們的生活方式來說，太過于陌生和遙遠——惠特曼輕輕松松、自自然然做到的，我們卻需要努力和等待。

　　誰接觸它便是接觸一個人

　　惠特曼在私人生活上是艱苦和孤獨的。幼年的貧窮和成年的漂泊在豐富閱歷、磨練胸襟的同時，也損害了他的健康。內戰期間，詩人自動到紐約百匯醫院做看護，后來又在華盛頓的軍醫院里服務。由于辛勞過度，惠特曼于1873年患半身不遂癥，在病榻上捱過了近20年。1892年3月26日惠特曼在卡姆登病逝。

　　惠特曼自己說，《草葉集》是他生命的象征，“誰接觸它便是接觸一個人”。但是有人不這樣認為，雖然承認他是“現代抒情詩最偉大的形式革新者之一”，但仍認為“他的生活比他的作品更有意義”。說這話的人是世界現代文學史上的另一個令人注目的人物——卡夫卡。“我羨慕他身上那種藝術和自然的調和。”仿佛贊美得還不夠，卡夫卡甚至動情地夸耀惠特曼“是測量人類狀況和價值的一個重要尺度”，“他的詩和散文僅僅是一種一貫而積極地實行了的信念之火的閃爍的余燼而已。”從卡夫卡所說的余燼中，我們看到什么?

　　惠特曼說——

　　別焦急——等一會——你知道我向空氣，海洋和大地敬禮，

　　每天在日落的時候，為著你，我親愛的緣故。

　　詩人在敬禮，他說等一會，愛人和我們都在等著，100多年過去了，他的敬禮沒有完畢，而我們的等待也成了向他的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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