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學教育不宜文理分家

　　學科的文理分家，名義上是減輕學生負擔，實際上它只是特殊時期的歷史產物，是職業的預選和技能的速成。而這樣背景下培養出來的人材，決不會是完美的人才。這樣的人才的一生，也注定不會是豐富完美的人生。

　　為什么這么說呢？人是有思想的高級動物，所以他對人生的的需要不僅僅是裹腹，還需要藝術、哲學和體育等愉悅心靈。因為人實際上所追求的，是快樂，一切以追求精神快樂為至尚原則，一切行為意愿最后都歸聚于精神快樂的選擇和取得。

　　一個富翁看到一個窮人在沙灘上曬太陽，很奇怪他為什么不去工作。窮人問：我努力工作干什么啊？富翁回答：掙錢。窮人問：掙錢干什么呢？富翁回答：去旅游，到海邊度假。窮人笑了，問：那么我現在干什么呢?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快樂不一定需要很多錢。

　　還有一個故事。很晚了，一個人躺在街道上，有好心人喚起他，發現對方是一個富翁。這個人吃驚地問：躺在這里干什么？為什么不回家？那個人說：家？我沒有家！這個人指著不遠處輝煌氣派的燈光別墅說：那不是你的家嗎？那個人說：那不是我的家，那只是一個房子，一堆磚瓦和一圈高墻。

　　這個故事說明：有錢并不一定會有幸福。

　　那么，上面兩則故事與本文主題有什么關系呢？中國當代教育以培養學生職業技能為主，而它卻并不能保證學生未來的真正快樂。

　　進入大學的學生，他們的真正快樂有多少？他們的快樂又能持續多久？他們的快樂標準和原則是不是真正的合理和高尚？我們不能有一個確切答案。因為他們始終只是在為謀前程而學習，是自己的將來能夠掙錢的前程，所以他們中的很多人實際上沒有什么快樂。就像急匆匆奔向一個景點的游客，不停的腳步中忽略了這一路的許多美好。

　　這美好不只是唱支歌曲，跳幾個舞步，不只是飲多少酒，做了多少旅行。它們全是膚淺的和短暫的快樂。而這些不足給他們的人生觀提出什么足夠好的營養輔助。“我爸是李剛”、馬家爵和藥家鑫，都是大學生，他們也有另一個共同點：輕易犯罪。他們的頭腦中沒有“尊重生命”概念，他們都是在一步錯之后，喪失理智地再錯，多次錯，最后走向犯罪。而且這個過程中其行為之張狂，之變態，令人發指。讓人懷疑馬家爵這樣的曾經的三好學生，到底有多少真實的好成色。

　　原本可以有美好未來的天之驕子，突然間成了罪人，這恐怕決非一日之寒。而中學階段教育內容和手段的非科學性，是形成今天這一后果的重要因由。

　　中學教育實行文、理分家，不僅是使學生知識面變得狹小，也使他們的思維、思想和人生觀發生扭曲失衡，甚至變態。文科生不懂自然科學，思想和情感就過于呆板，平庸。

　　文、理分家，還會使學文科的學生一定程度上缺少創新精神和求異思維，使學生缺少思變的主動意識和魄力。妻和女兒聊天時，總免不了用“好好學習”啊“雙學歷”啊來鼓勵她，用朋友的孩子的成功故事來激勵她也努力爭取獎學金什么的。女兒回答說：那么累干啥啊！這話讓我大驚——這哪里是90后大學生應有的心態嘛。

　　反過來，學理的不了解社會科學，一定程度上就缺少必要的幽默和浪漫，歷史的民族的自豪感、屈辱感和責任感，也會相對缺乏，甚至混亂、黯淡，甚至有的人就是連起碼的做人道標準，也會產生不同狀況的殘缺。馬家爵三天時間從容殺死四個同學，多么殘酷；“我爸是李剛”撞了人不去救治，沒事兒人一樣去接自己的女友，還狂叫“我爸是李剛”，多么荒唐。中學階段如果得到了足夠充實的人文教育，他們也不至于如此貧乏和淺陋，空虛和無恥。

　　美國很重視對學生進行立國精神教育，大學中普遍進行“通識教育”，不管是文、理，還是工的，都要接受文、史、哲、政治、社會學等的人文學科的學習，而且用一年時間從容有序地進行，愛默生、杜威以其卓著的人文教育貢獻，被美國人稱為“美國的靈魂”“鑄就美國自豪感的人”。相比之下，我們這方面就嚴重不足，不管是中學，還是大學，對學生的品德、理想、社會責任等的教育，顯得十分枯燥貧乏和無力。在義務教育氛圍下，我們的中學的人文教育、情感教育的領地正在日益萎縮，到目前，恐怕只有語文在一以貫之地滲透思想教育，獨立支撐。

　　學者孟憲實說：“對于中國古代政治家來說，了解歷史、懂得歷史，是基本素質。”其實何止對于政治家來說是這樣，對于任何一個國民來說，都是一樣，而且又何止于一個歷史，此外的地理、大眾哲學，也應該成為國民基本素質的一部分。還有音樂，它的功用，更非一般工具學科所能替代或超越的。我們知道契訶夫的小說《警察和贊美詩》里講的故事，音樂讓一個浪子良知回歸，心靈得以凈化。美國一個學工的大學生，用好幾年的打工錢買下已故教授的全部書籍，就是為了讓教授的靈魂能夠留在這些書里——他覺得他應該讓的教授的靈魂完整地保留下來。這就是美國人的素質，這是一種修養，一種純精神的追求。而它，不是僅靠理科知識就能獲得的。

　　錢學森曾經叮囑鄭哲敏：在美國拿到了學位，回國后不能太神氣，工作不能挑三揀四，一切以國家需要為原則。錢學森為什么想到這些細節事？就是他本身的文化修養帶來的道德境界，以這種道德境界，他始終認為：任何人再能力強，也只是滄海一粟，沒有任何可驕傲的資本。他自己也是這樣對待組織和國家的需要和安排的。在他們這些科學家心中，個人名利不是主要的，國家的利益是第一重要的。反觀現在一些青年人，職業選擇往往向高看，貢獻多少向下看，收入標準向多看。不屑于簡單的基礎的工作，學生中，很少聽到“立志邊疆”，“為了祖國需要”這樣的聲音，志愿填報中，一線技術工種，野外作業專業，很受考生冷落。

　　我以為，中學生和大學生們的這種選擇，不僅僅是怕苦，還有怕羞，還有勞動觀的偏頗或者不健康，還有自我認知的狹隘單薄。有句話說“行行出狀元”，它除了表明干什么都可以有好成績，還告訴人們：任何一種勞動，只要它創造合理價值，它就是美的，是不分貴與賤的。錢學森叮囑鄭哲敏，就包含著這種崇高的勞動觀的理解和欣賞。

　　六七十年代，城鄉中學都有活動基地，每個學生一年里要參加幾次實踐活動，還有的搞社會調查。有這樣的經歷，畢業后干什么都不犯怵，基本不在意是不是太臟，是不是太累，而且一些技術，一學就入門了。這都是在校時獲得的好處——思想的和技能的。現在的學生，無不以掙錢、榮耀、享受為前提進行職業選擇。

　　這種現象之由在于中學階段的養成教育的缺憾。中學教育文、理分家，既使學生立身技能沒有學好，更直接矮化了他們的立身精神和標準。我國留學生數量最多，可是學成歸國率最低，改革開放以來，學成回國的不足三成。如果僅以發展條件為借口滯留國外，顯然說明不了本質問題——錢學森歸國時中國是什么樣子？如果僅以待遇為借口，作為一個人，他也未免太生物性了。《五星紅旗迎風飄揚》里的科學家、海歸派們，不懂得名與利嗎？他們一個個看上去真的頂天立地，完美高大，不只是他們有知識，更因為他們有一個讓人崇敬的心靈，讓人敬仰的精神。在人們眼中和心里，他們思想厚重，作風優良，而且愛好廣泛和高雅，為人做事令人欽敬、感動。像鄧稼先給母親暖被窩這樣的事，我們又有多少人能夠想到，能夠做到？

　　當代人太現實，而這，我以為正是由于歷史等人文教育的不足。歷史等教育的不足，使學生不了解過去，在他們心中無所謂驕傲和屈辱，對這個民族的責任與義務的承擔，也缺少道德的自律與自覺。他們最明白的是“學會數理化，走遍天下全不怕”，他們最相信的是“學會數理化，不如有個好爸爸”。他們只會以夸張的眼光放大當今社會“自我+官本位+金本位=文化生態”這樣病態現象，一切唯功利是瞻，崇高的德性、人性，被他們排擠在了意識的邊緣。中學的教育，沒有讓學生學會堅忍和寬容，沒有讓學生學會利他與高尚。

　　中學教育要走出應試心理，要真正實現從素質上育人，首先教育工作者要形成文化和意識的自覺，學者教授們不要再講“孔子是喪家狗”“李清照是酒色之徒”“大禹過家門而不入是因為婚外情”之類混賬話。高校能夠把人文教育當作重要內容和任務來進行，嚴肅學風，不嘩眾取寵，這才是對文化的尊重，人人對文化尊重，自上而下的學風就會有轉變，進而促進教育原則和方針的更加科學化、完善化。教育方針應該重拾“以學為主，兼學別樣”主張，真正實現中學教育“學以致用”，讓已入成年的畢業生切實收獲“德、智、體”全面發展。

　　文、理不分家，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