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糧國稅，是幾千年的習慣。后來，公糧的數量不一樣了。特別是1958年的浮夸風，吹牛夸大“畝產量”，有的上報一畝地生產幾千斤糧食，據說，有的吹牛說：一畝地收了一萬斤糧食。收的糧食多，就按比例交公糧。所以，有的地方把群眾餓壞了，甚至死了人。

　　把地里生產出來的糧食，全部交了公糧還是不夠呀，群眾吃野菜、吃樹皮，影響很壞的。

　　改革開放之后，農村實行了“責任制”，種好自己的責任田，交公糧，就有了變化。有的鄉村干部收公糧方法簡單，甚至只叫群眾交公糧，他們自己不交公糧，甚至他們的親戚，也是不交公糧的。所以，大喇叭廣播宣傳，一家一戶進家去要公糧。有的地方是全鄉干部全上陣，把收公糧當成了一項“重大任務”。有的地方領導，給先交公糧的村干部給予獎勵，后來交公糧的批評。有的農村，動用警察，派出所去抓人。有的農村，為了先完成交公糧的任務，動用武力，打架的事情，時有發生。

　　如何干好“收公糧”的重大工作，四處交流經驗。

　　某地介紹了經驗。現在想起來仍然是值得反思的。

　　他們張榜公布，對不交公糧的農民絕不客氣，時間三天，地點村干部的家門口。否則，后果自負。

　　貼出“告示”。很有效果，沒有三天時間，全部交了公糧。

　　村干部高興了，自己不出面，不得罪群眾。村干部自己還在上級領導面前受到獎勵，之后，村干部按照合同，給了人家“按照比例計算出來的獎勵”。

　　不少村干部向他求教。要他介紹經驗。他說了幫助他收公糧的“能人”，就是“勞改釋放犯”。

　　縣領導聽到這一個“經驗”，馬上否定。說：“這說明什么問題呀？是你們不如勞改釋放犯嗎？你們請來‘鬼子’，拿著機槍去收公糧，是不是半天就可以完成任務呀。”

　　大家無語，陷入了“難堪局面”。現在想起來，這一件事，仍然有反思的價值。

　　我想：無論今后我們干什么事情，不但要注意“目的”，目的很重要；但是，使用的手段也是必須認真考慮的。手段也是不能胡亂來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