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都經歷過十八歲，但十八歲的生活遭遇各不相同。而我的十八歲，既像一支苦澀的歌，又恰似一串奮進、跋涉的足跡，最終戰勝了生活的苦難，從而走出那片人生的沼澤地。

　　上個世紀的七十年代初，一場史無前例地“文化大革命”所滋生出的升學推薦風，將品學兼優的我拒之于高中校門之外，從而粉碎了我的大學夢。十六歲花季的我，便加入了面朝黃土背朝天土里刨食的隊伍。

　　那時的生產隊，一個勞動日還換不回一角錢，但工分對農民來說好比是命根子，分什么都得憑工分。因我父親辭世早，家中是缺糧戶，為能掙得與整勞力一樣的工分，不滿十八歲的我就開始干挑水、拉車、在場院抗50多公斤糧袋等重活，經常被累得嗑血。然而，兩年后，一日三餐地瓜面也難以填飽肚皮的我，不甘貧窮與饑餓的折磨，獎滿腹的愁緒與苦澀盛滿我的行囊，第一次離開家鄉，踏上西去的列車到千里之外去尋求打工的生活。

　　臨離家門，母親平添了幾分沉郁。她一再叮囑：“四兒，找到活就快給娘來信，一定要好好干，找不到就回，不要老在外邊游蕩啊？我一步一回頭的說：“娘，您老放心，我記住了您的話，您回吧！”可母親仍站在原地沒動一步。

　　經兩天兩夜的火車顛波后，我便在陜西省扶鳳縣的降帳火車站下了車。這里就是老作家柳青在長篇小說《創業史》、知名作家路遙于《平凡的世界》中描寫的那個關中平原。走上并不崎嶇的山道雙腿如灌了鉛一般。幾天的往返跋涉后，我便在一個叫大營的生產大隊磚瓦窯場找到做瓦坯的活。

　　農村有句俗語叫：“脫坯打墻，活見閻王”。可在窯場干活，那才真是下苦力勞損筋骨的差事。每天除了挖土、泡泥、垜墻等與泥土打交道外，便是沒完沒了的擺弄瓦坯。每天凌晨4點起床，一直干到夜里11點多才收工，一晚上僅睡四個小時的覺。而且都要光著膀子頂著炎炎烈日，冒酷暑，一段時間下來，面色黝黑，脊背起滿燎泡，常常是剛端起飯碗就打起瞌睡。更有甚著，要是天公不作美，來一場雷暴雨，就會使干了一整天的活全部泡湯。記得有次窯場經理為了讓趕一批活，場子上有做了兩天的5000余塊半干瓦坯未來得及拾掇，夜里突降一場雷陣雨將瓦坯全部毀光，我心疼得流著淚找到經理，要求窯場能否適當給分擔點損失，誰知那位經理卻冷冰冰地拋出一句：“損失是你們的，窯場一分錢的損失也不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