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作家馮積岐老師是2010年夏天在縣文學創作學會舉辦的“卷阿風”詩會上相識的。那天，馮老師為我們這些文學愛好者做了一場精彩而又生動的文學講座，舉座皆為之感慨，叫好。他的講話從頭到尾幾乎全部是岐山話，他說，岐山話在周朝就是標準的京腔，字正腔圓，岐山早在三千年前就是西周的首都。所以他說他走到哪里都說岐山話，哪怕是面對外地的大學生，即使人家聽不懂，沒辦法，他還是改變不了那一口地道的“京腔”。在西安已經生活二十多年的他愣是掉不過舌頭，改不了口音，說不了普通話。那天的文學講座，馮老師分析了文學的前景與當前的現狀，鼓勵我輩要堅守夢想，堅持為文之道。他說，一個寫作者要從自己身邊的生活出發，在自己的地里挖金子，這樣就一定會有更大的收獲。我輩雖處浮華世事，心中卻不能被俗世所淹沒，堅定自己的文學夢想，只要有夢想就有希望，而且只有奮斗才有出路。在當前就業多元化的形勢下，奮斗也許是唯一出路。他還說到自己幾年前在鳳翔縣掛職的事情，以及后來他的“掛職日記”在《寶雞日報》連載等等。記得當年我們將“掛職日記”廣為閱讀，相互傳頌。當說到秦文化與周文化之不同，話語中馮老師對農民的那份深切的關懷，體恤，那種無法割舍又給予無限期望的情懷深入骨髓，使人動容。這一點使我想到魯迅曾經對千百萬勞苦大眾“怒其不爭，哀其不鳴”的感情。時代雖不同，但作家悲天憫人的情懷卻始終如一。馮老師雖歷經了從農民到作家的華麗轉身，但他的身上卻還是保留了農民的樸實，厚道，善良。他睿智的視覺，獨到的見解很快拉近了與我們這些初學寫作者的距離。他說，寫作沒有捷徑，只有六個字：多讀，多想，多寫。他通過自己走過的路告訴我們寫作之路并非坦途，也不是能夠一蹴而就的。
馮老師頑固地堅守自己的藝術美學原則，義無反顧地按照自己對文學的理解潛心創作，沒有加入到所謂的文壇大合唱中去。以他的秉性，是決不會匍匐在世俗評價體系的定性下的。他人的褒或貶、在乎或不在乎都不會影響他的心態，他永遠是一副淡然、坦然的樣子。他也是一個有個性，有錚錚鐵骨的硬漢。他羸弱的身體，一副病態的樣子，誰也無法將他與“硬朗”聯系起來。但他30年來孜孜不倦地伏案寫作，讓我看到了他骨子里的堅守。同時，我也擔心他的身體，偶爾的電話總是聽到他在醫院的信息。為寫作，他幾乎沒有正常的生活，總是寫到要暈倒的情況下才不得已離開書桌，然后爬上床休息片刻，或直接上了病床掛上吊瓶。就是在這樣身體極度透支的情境下，他還是堅持寫作，寫作成為他活著的一個理由。
在2011年中國作協組織的“定點深入生活”的活動中，馮老師作為全國“定點深入生活”的24位作家之一，他選擇了他的家鄉周文化的發源地---岐山縣作為他的深入生活的根據地。半年的下鄉生活，他不是下村采訪就是伏案記錄點滴收獲，手邊還在進行著另外一部長篇手稿的寫作。他給自己的任務是，一天至少5000字的寫作目標。無論如何，他是不能不完成自己定下的任務的。他經常慨嘆，自己是從農民奮斗出來的作家，如果沒有對文學的熱愛，沒有犧牲一切的堅持與執著，他就不會有今天的成就。既然文學是他的生命，他整天就生活在文學中，好像不讀書不寫作不思考，他就會窒息、血液就不流動了一樣。只有在寫作狀態中，他才是思維活躍，充滿睿智和激情高漲的。馮老師為寫作而活著，寫作成為他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在一邊埋頭寫作的間隙，來自全國各地業余作者的稿件他都會認真地閱讀，提出中肯的修改意見，然后再回寄給作者。他總是說，當他看到一篇出彩的好文章的時候，他比任何時候都高興。當年他在《延河》編輯部的時候，看到投寄來的好文章，他會親自拿出去自掏腰包幫其打印，然后推薦給主編或一些雜志。就這樣，一些業余作者在他的鼓勵下，從一個個門外漢漸漸入行，從平庸走向成功，所以大家都習慣稱呼他馮老師，而不是馮主席。他的為文和為人堪稱老師中的典范。
至今，馮老師出版、發表了近千萬字的.中短篇小說和散文隨筆。他是一個多產的作家，首先是因為他是一個勤奮的作家。他說他一天不寫心里就難受，他得上了頑固的文學病。但是文學沒有帶給他更多的掌聲、榮譽和金錢。與別人相比，他只是一個默默的耕耘者、文學的守望者、一個純粹的文人。就像他在多次訪談中所說的，他永遠是面對文學，背對文壇的。是的，他就像“秦川牛”一樣一年年地耕種，收獲的是內心的平靜與讀者的點擊率，他的長篇小說《村子》在鳳凰網上短短的幾個月時間內，點擊率竟達到四千多萬，而且一直居高不下，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生活是泥沙俱下的滾滾洪流，最終沉淀下來的還是金子。就像馮老師經常說的，虔誠不是皈依文學的唯一出路，但是作為一名文學圣徒首先要的是虔誠。至于什么是好作家，誰是好作家，時間會做出回答的。如今，馮老師仍然在自己的文學之路上苦苦求索。我想，終有一天，他的作品會成為后人評說的經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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