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蘭詩》是中國詩史上罕有的杰作，詩中首次塑造了一位替父從軍的不朽的女英雄形象，既富有傳奇色彩，而又真切動人。木蘭既是奇女子又是普通人，既是巾幗英雄又是平民少女，既是矯健的勇士又是嬌美的女兒。

　　女性主義視角審讀《木蘭詩》中的女性意識

　　摘 要：《木蘭詩》作為中國古典詩詞中的一朵奇葩，千百年來由于其歡快的民歌形式及其所傳達的傳統(tǒng)的忠孝思想廣為流傳，詩詞中花木蘭的忠君愛國、孝敬父母、英勇善戰(zhàn)的女性形象也深入人心。文章將花木蘭的女性形象納入女性主義視閾進行分析，認為《木蘭詩》中包含一定的女性意識，正是花木蘭的獨立意識、自我意識和平等意識促成了花木蘭替父從軍的壯舉，從而對花木蘭的形象進行了新的闡釋。

　　關鍵詞：女性主義; 《木蘭詩》; 女性意識; 獨立意識; 自我意識; 平等意識

　　Feminism Consciousness in The Song of Mulan From the Feministic Perspective

　　LI Yan & ZHANG Lin(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Jiangsu 212013 China)

　　Abstract： The Song of Mulan, one of the most marvelous Chinese traditional poem, is always known to people for its folksong rhymes and the noble quality of Mulan. People are impressed by Mulan who is loyal to the country, obedient to her parents and brave in the battle. This paper tends to analyze the image of Mulan from the feministic perspective, and has found feminism consciousness existing in the poem. It is Mulan’s independent, equal and self consciousness that urges her to join the army for her father.

　　Key words： Feministic perspective; The Song of Mulan; Feministic consciousness; independent consciousness; self-consciousness; equal consciousness

　　花木蘭，這一眾所周知的女性形象最早見于北朝民歌，后收錄于由宋人郭茂倩編著的《樂府詩集·木蘭詩》中。《木蘭詩》又叫《木蘭辭》，講述了少女花木蘭女扮男裝、替父從軍、馳騁沙場、載譽歸來的故事，塑造了一個忠君愛國、

　　孝敬父母的巾幗女英雄的形象[1]。在以儒家文化為主導的傳統(tǒng)文化中，《木蘭詩》被看作是對儒家“忠”“孝”思想的完美闡釋，也正是通過花木蘭這個女性形象的塑造，表達了儒家倫理道德中希望能夠“忠孝兩全”的思想。但是，如果僅從“忠”“孝”的思想來理解《木蘭詩》的主旨難免會有以偏概全之嫌，結合女性主義理論，重新審讀《木蘭詩》，發(fā)現(xiàn)其中蘊含一定的女性意識。本文試結合女性主義的相關知識，從木蘭男扮女裝、替父從軍、馳騁沙場、載譽歸來四個方面揭示《木蘭詩》中的所蘊含的女性意識。

　　一、女扮男裝——對男權社會的屈從

　　《木蘭詩》的開篇便提到了木蘭女扮男裝，木蘭嬌俏女兒身，何苦要女扮男裝?結合當時的社會背景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或者可以說這是一個非常睿智的無奈之舉。在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男性是社會的中心，而女性處于第二性的位置，她們不是社會的主體，她們只是男權社會的附屬品，是男權社會的點綴[2]。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闡述的“只要家庭和私有世襲財產仍無可爭辯地是社會的基礎，女人就會處于社會的最底層”[3]。因此，在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封建社會中，女性的地位只能是最底層的，她們的周圍充斥著以男性為中心的男權至上的文化，而地位卑微的女性無法突破男性文化的藩籬。這種文化氛圍最直接的體現(xiàn)便是“男治乎外，女治乎內”的思想，因而，在這樣的一個男權社會中，無論在政治、經濟、法律、宗教、教育、軍事、家庭領域中，所有的權威位置都保留給了男性;女性也不能參加一些男性的社交活動，例如科考、出仕、行軍。盡管歷史上出過女皇帝、女狀元、女詩人，但這些僅是男權社會的男性至上的主旋律中的一段插曲。在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的觀念下，在戰(zhàn)爭不需要女人的思想下，面對封建社會森嚴的男權制度，木蘭若想以其女兒面目替父從軍是只能是異想天開，要想以女兒的面孔去沖破男權社會的桎梏也只會是天方夜譚。

　　在木蘭決定替父從軍的理由里，定然有木蘭的“忠”“孝”，但若認為這是最終能促成其替父從軍的理由則未免有些偏頗。“忠”“孝”符合當時處于社會主流思潮的儒家思想，但是女子出征卻是有悖于當時的社會常理的，因而，“忠”“孝”只能說是一個非常有效的導火索，而最終使得她能夠成功的實現(xiàn)替父從軍的，在于她的女扮男裝，在于她成功的在行軍的十二年中將自己化裝成男性。雖然木蘭最終實現(xiàn)了替父從軍的愿望，但是，她是作為一名“男性”實現(xiàn)了她的“忠孝”，

　　而我們有理由相信木蘭更情愿以她的女兒身份去實踐她替父從軍的理想。“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床。脫我戰(zhàn)時袍，著我舊時裳。當窗理云鬢，對鏡貼花黃。”一連串的動詞“開”“坐”“脫”“著”“當”“對”以輕快的筆調寫出了木蘭返鄉(xiāng)后換上女裝的欣喜[4]。“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不僅寫出木蘭的機智和心思的細密，更體現(xiàn)出木蘭當初換上男裝替父從軍的無奈和行軍途中掩飾女兒身的艱辛。正是這種無奈，正是這種女扮男裝的從軍方式，某種程度上委婉的體現(xiàn)出了木蘭對于男權社會的屈從和迎合，當時的'木蘭還不敢以女性的面孔去正面挑戰(zhàn)男權社會男性的權威。另一方面，也影射出男權社會下的女性的地位的卑微和處境的無奈與尷尬。

　　二、替父從軍——獨立意識、自我意識的萌發(fā)

　　盡管木蘭替父從軍的方式是女扮男裝，在某種程度上是對男權社會的一種屈從，但木蘭畢竟還是以一個女性去完成當時的社會給男性的任務，可以看成是木蘭的一種女性的解放。“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愿為市鞍馬，從此替爺征。”木蘭決定替父從軍，從詞句之中會發(fā)現(xiàn)是由于她的家庭背景所決定的，因為她沒有兄長，而父親年事已高，但這不是她決定從軍的唯一原因。面對這卷卷都有父親姓名的十二卷軍帖，面對自己的家庭背景，面對國家的連年戰(zhàn)亂，在這樣的情況下，木蘭并沒有因為自己是女性而感到不知所措，更沒有因為自己女性的身份而看輕自己，她相信只要自己有男性一樣的機會，自己能展現(xiàn)如男性一樣的能力，所以她敢于披上戎裝。這是木蘭這替父從軍的決定，體現(xiàn)出了她身上的個性獨立意識和女性自我意識覺醒。

　　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出一個廣為人知的觀點：“一個人之為女人，與其說是‘天生’的，不如說是‘形成’的”[3]。就是說，女性的成長與發(fā)展并不是自然的，而是一定的社會強加給她的。無獨有偶，女性主義研究者吉爾伯特(Sandre M. Gilbert)和古芭(Susan Gubar)認為，在男權制社會中，婦女被貶低為按男性期望和設計而產生的，囚禁在男性文本中的人物和形象。在封建社會，男權至上的文化要求女性要遵守三綱五常，遵守三從四德，在這種傳統(tǒng)中，理想的婦女是被動的、順從的、無私的、奉獻的和天使般的，拒絕男性傳統(tǒng)為她們設定的順從角色的女性則是魔鬼，是不為當時的社會所接受的。因而，屈從男權社會的封建社會的女性終其一生所要面對的是父親、丈夫和兒子為她們設定的形象：處理家庭的瑣事，順從男性的權威。男權社會中的絕大多數(shù)女性不會考慮到，作為女性，她們也可以在某些時候扮演男性的角色。雖然行軍打仗是男性的任務，但是木蘭不輸男性的自信、勇敢與責任，使她毅然奔赴沙場。如果不是木蘭身上的獨立的女性意識的覺醒，她也許終其一生都像詩的開頭那樣“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平庸的走完男權社會為她設定好的女性的軌跡。木蘭勇敢的跳出當時的社會給她設定好的女性形象，掙脫了當時的社會對女性的束縛，在她的身上所體現(xiàn)出來的不僅僅是戰(zhàn)場上的女勇士的形象，更是當時女性世界中的女斗士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