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導語：大凡熟悉莫言小說的人，莫不在他汪洋恣肆的語言之海中漂浮，并時有暈眩之感。來看看莫言訪談錄——看莫言談論小說。

　　與莫言對話，是對自己的一次挑戰。大凡熟悉莫言小說的人，莫不在他汪洋恣肆的語言之海中漂浮，并時有暈眩之感。而莫言的敘述，總讓人忘不了什么是小說的“純粹”。按約定的時間找到莫言的家，除了一張醒目的世界地圖之外，就是已經擺在桌上的莫言準備好送我的高密東北鄉的剪紙和泥塑老虎。于是，訪談就在這種意外的歡喜和綿綿透出的質樸鄉土之氣中開始了。

胡編亂造是一種考驗

　　問：您的創作一直都把視線定格在農村。中間當然也有城市題材的，但只是極小的部分。可以說，一直關注農村表現農村，您是中國作家中為數不多的一個。而您的農村題材的寫作，又和一般的作家有很大的區別。能否請您談談您的這種寫作選擇。

　　答：我覺得這好像是一種命定。我想一個作家能寫什么能怎樣寫，大概在他二十歲以前就基本決定了。剛開始寫作時，一般都是寫熟悉的生活。我最熟悉的生活，當然是農村。我21歲時才當兵離開家鄉，當了3、4年兵后開始學習寫作，部隊生活也了解了一些，但刻骨銘心的記憶肯定還要回到當兵以前。我在當兵以前惟一的一次出遠門是去青島。73年的春天，送哥哥和侄子去青島坐船，那次去青島是我當時生活中的一次重大事件，也是我們村子里的一件大事。我們村有很多人一輩子都沒有到過縣城。我開始寫作時，雖然四人幫已經粉碎了，但極左思想的影響還是很厲害，很多有名刊物的編輯給我們講課也說要抓重大題材，要有政治敏感性。當時我就天天看報紙，聽說劉少奇要平反了，我就寫了一篇《老貧農懷念劉主席》的小說，等消息公開了，我的小說就到了編輯手里了。事實證明這樣的小說是不行的。當兵頭4年其實我也沒有離開過農村，新兵訓練沒有結束，我就被總參下屬一個部隊抽調去了，到駐地后，心涼了半截。一個破敗的小院子，兩三排平房，一邊堆著陳年的煤堆，旁邊就是露天廁所，半個籃球場，繩上掛著軍隊家屬晾的孩子的尿布，滿院子跑的是雞，前面是老百姓的莊稼地，左邊是老百姓晾粉絲的地方，就是后來的龍口粉絲，后面就是制造粉絲的作坊，臭氣熏天，根本沒有蒼蠅和蚊子，估計它們都被熏跑了。右邊是老百姓的牛棚，里面拴著人民公社的牛或馬。我就在這樣的環境中呆了四年。這個地方比我的家鄉還破爛。過了這個尋找重大題材的階段后，我考到了解放軍藝術學院。接受了各種各樣的文學思潮的沖擊，沖掉了原來腦子里帶有很濃政治色彩的文學觀念。這時候我意識到最重要的是借各種外力來沖破我們原有的文學觀念，通過這個過程發現自我找到自我，找到自我也就找到了文學。這時候寫的《大風》《石磨》，就開始開啟了我的少年記憶和農村記憶，這種狀態以《透明的紅蘿卜》作為標志，它發表以后，我再也不愁沒東西可寫了。《透明的紅蘿卜》得到肯定以后，我有了一種強大的自信：我什么都可能缺乏，比如才華等，但就是不會缺乏素材。20多年的農村生活，就像電影連環畫一樣，一部接一部地紛至沓來。它都可以寫成小說，都可以用語言描述出來。這也就是為什么我的城市題材寫得比較少的原因。因為農村題材還沒有寫完，不斷地有東西出現。當然客觀地說，如果我不當兵離開農村，而且也在那個地方走上了文學道路，我寫的肯定也是農村生活，但那樣情況下寫出的農村生活跟現在寫的農村生活肯定是不一樣的。因為我進入了城市，接受了城市的文明，受到了職業化的文學教育，對我回顧自己的童年、發現自己的童年非常有作用。沒有職業化，以前那些東西都不可能成型。用了這種文明催化劑后，它一下子該凝固的凝固了，該變色的變色了，一切都明朗了。也就是說盡管我寫的是農村題材，但城市是對我起作用的。沒有城市也就沒有現在這樣的農村題材的小說。當然后來我的一些小說中也不純然寫農村，像《酒國》那個長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