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出國前，接到好幾家出版社約稿，都是叫我從舊文中“隨便選選”，弄成一個本子，湊在某某“叢書”里。小子何德，竟蒙如此恩待，于是唯唯諾諾，馬上動手。先立一個或幾個主題，分若干小輯，這幾篇給甲社，那幾篇給乙社，五本“自選集”模樣的東西頃刻告成，眼前就浮現了它們將同時推出的壯觀場面，而且讀者若干，稿費幾何——這么一想，不免志得意滿，雖然有一件似乎不太穩妥的事在腦子里一閃，也迅速掐滅了。

　　一年后拿到新書五本，略微一翻，才明白當初在腦子里一閃而過的是什么，絲毫高興不起來了：不少文章選重復了。其實，即使為了湊字數，也無須那樣猴急，抽掉幾篇，厚薄也相宜了。總還是過于自愛，希望自己的大作讓更多的人看到罷，但結果不僅對不起讀者，也害了自己的大作。

　　有一位朋友，每天早上對著鏡子自批臉頰四次(一邊兩次)，這才“定定心心”開始一天的工作。我這篇文章，要談魯迅在1932年底編輯、次年3月由天馬書店出版的《自選集》，卻先說了一通自己的雞毛蒜皮事情，倒并非受這位朋友影響，實在只是想借這機會，談圖書出版與現代文學史的一個現象。

　　中國現代高產作家，恐怕只有魯迅一人自覺按照編年方式整理著作，由此避免小說、散文、雜文作品重出于不同的單行本。這是作者之福，讀者之福。其他作家如周作人——更不要說當代的我輩——就很慘了，雖是“自編文集”，也繚亂不堪。筆者因為犯過這錯誤，所以悔愧至深。

　　不記得是竹內好還是木山英雄曾經說過，魯迅一生都在撰寫《魯迅全集》，意識是說，逐年編輯自己的作品的習慣，預先確定了他寫下的片言只語在未來的“全集”中的位置，而這也足以使《全集》之外任何自己或別人的選本，都無害其著作體系的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