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19日，魯迅先生在上海逝世。曾與魯迅并肩戰斗過的學者林語堂在美國紐約揮筆寫下了悼念文章《魯迅之死》，其文云：“魯迅投鞭擊長流，而長流之波復興，其影響所及，翕然有當于人心，魯迅見而喜，斯亦足矣。宇宙之大，滄海之寬，起伏之機甚微，影響所及，何可較量，復何必較量?魯迅來，忽然而言，既畢其所言而去，斯亦足矣。魯迅常謂文人寫作，固不在藏諸名山，此語甚當。處今日之世，說今日之言，目所見，耳所聞，心所思，情所動，縱筆書之而罄其胸中，是以使魯迅復生于后世，目所見后世之人，耳所聞后世之事，亦必不為今日之言。魯迅既生于今世，既說今世之言，所言有為而發，斯足矣。后世之人好其言，聽之；不好其言，亦聽之。或今人所好之言在此，后人所好在彼，魯迅不能知，吾亦不能知。后世或好其言而實厚誣魯迅，或不好其言而實深為所動，繼魯迅而來，激成大波，是文海之波濤起伏，其機甚微，非魯迅所能知，亦非吾所能知。但波使濤之前仆后起，循環起伏，不歸沉寂，便是生命，便是長生，復奚較此波長波短耶?”
林語堂初到北京大學時，當時北大的教授已經形成兩派，一派是周氏兄弟為首，另一派以胡適為代表。應該說林語堂與周氏兄弟在最初是非常好的盟友，盡管林語堂與胡適有極為相近的思想和個人情誼，但他卻站在了魯迅的旗下。1924年11月，《語絲》創刊，魯迅和周作人做了語絲派的首領。長期撰稿人除魯迅外，尚有周作人、林語堂、俞平伯、馮文炳、川島等，錢玄同、胡適、顧頡剛、徐志摩、孫伏園等也在該刊上發表過不少文字。這些文學界大家巨擘，支撐著《語絲》，盡管他們的思想傾向、學術風格并不一致，但他們的文章“任意而談，無所顧忌，要催促新的產生，對于有害于新的舊物，則竭力加以排擊”。不久，1924年12月13日，以胡適為領袖的《現代評論》周刊也創刊，是一部分曾經留學歐美的大學教授創辦的同人刊物，署“現代評論社”編，實際由陳源、徐志摩等編輯，現代評論社出版發行，主要撰稿人有王世杰、高一涵、胡適、陳源、徐志摩、唐有壬等，出至1928年12月29日終刊，一共出版209期，另外有三期增刊。第1進138期由北京大學出版部印刷，此后各期由上海印刷，16開本。《現代評論》主要刊登政論、時評，同時也發表文學作品和文藝評論，該刊“時事短評”專欄以及其它一些文章，廣泛述評國際局勢和中國現實的政治、軍事、經濟狀況。在文學方面，它刊登的理論文章主要介紹西方的文藝觀點，反對“革命文學”的倡導。該刊發表的文學作品占有很大比重，主要作者有郁達夫、凌叔華、廢名、老向、沈從文、蹇先艾、汪敬熙、張資平、楊振聲、胡也頻、劉大杰等的短篇小說，另外還有聞一多、徐志摩、胡適、朱大丹、王獨清、劉夢葦、饒孟侃等人的新詩，還有少量的劇本，其中“新月派”作家早期作品占突出地位。
林語堂在當時是極為活躍的，不但大量撰稿，放談政治，而且親身參加了“首都革命”的政治斗爭。1925年11月28日和29日，他走上街頭，拿竹竿和磚石，與學生一起，直接和軍警搏斗，把他投擲壘球的技術也都用上了。這一次搏斗，給林語堂的眉頭留下一個傷疤。當他每講起這一件事時，總是眉飛色舞，感到自豪。后來，他干脆做起《祝土匪》的文章，以生于草莽，死于草莽的“土匪”自居。他說：“言論界，依中國今日此刻此地情形，非有些土匪傻子來說話不可。”學者只要臉面，“而去真理一萬八千里之遙。說不定將來學者反得讓我們土匪做。”1925年12月5日和6日，這在魯迅和林語堂交往中，是值得記憶的日子。這兩天，魯迅兩次主動地給林語堂寫了兩封信。因為魯迅參加了語絲社，又領導著莽原社，他向林語堂寫信約稿。接著是林語堂的復信和交稿，這就是兩人“相得”的開始。
不過后來林語堂與魯迅都避居上海以寫作為生時，矛盾爆發了。同以文字生活，魯迅直面慘淡的人生，把文學當作“匕首”和“投槍”，刺向敵人。林語堂則是借助幽默，表現性靈閑適，曲折地表示自己的不滿，認為：“愈是空泛的，籠統的社會諷刺及人生諷刺，其情調自然愈深遠，而愈近于幽默本色。”然而魯迅卻不這么看，魯迅認為在反動派屠刀下，沒有幽默可言。在血與火的斗爭中，魯迅自己無畏地宣稱：“只要我活著，就要拿起筆，去回敬他們的手q。”這是一次深刻的思想分化。現在看來，這是人生的兩種選擇，說不上誰對誰錯。任何人都有選擇的自由，可以投槍，可以匕首，但同樣可以幽默，可以性靈。魯迅曾說：中國并無幽默，要有，也只有“將屠夫的兇殘，使大家化為一笑，收場大吉”一類的東西。然而我倒覺得越是在血與火的人生中，越是需要幽默與寬容。人生離不開幽默，幽默是死水般的生活里的一抹亮色。
1929年8月28日，“南云樓風波”使得魯迅與林語堂因誤會而疏遠了。魯迅在他日記里說：“二十八日……晚霽。小峰來，并送來紙版，由達夫、矛塵作證，計算收回費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云樓晚餐。席上又有楊騷、語堂及夫人、衣萍、曙天，席將終，林語堂語含譏刺。直斥之，彼亦爭持，鄙相悉現。”另一個當事人林語堂，40年后作《憶魯迅》一文說：“有一回，我幾乎跟他鬧翻了。事情是小之又小。是魯迅神經過敏所至。那時有一位青年作家，……他是大不滿于北新書店的'老板李小峰，說他對作者欠帳不還等等。他自己要好好的做。我也說了附合的話，不想魯迅疑心我在說他。……他是多心，我是無猜。兩人對視像一對雄雞一樣，對了足足兩分鐘。幸虧郁達夫作和事佬。幾位在座女人都覺得‘無趣’。這樣一場小風波，也就安然流過了。”對這一“風波”起因，魯迅和林語堂有不同的解釋。“和事佬”郁達夫在《回憶魯迅》中，明確指出，這是“因誤解而起正面的沖突”。當時，魯迅有了酒意，“臉色發青，從座位上站了起來”，“一半也疑心語堂在責備這第三者的話，是對魯迅的譏刺。”林語堂也起身申辯，空氣十分緊張，郁達夫一面按魯迅坐下，一面拉林語堂夫婦走下樓去。郁達夫的結論說：“這事當然是兩方面的誤解，后來魯迅原也明白了，他和語堂之間是有過一次和解的。”然而有了誤會，林語堂與魯迅的關系就不可能像從前那樣融洽了，可要知道魯迅是主張“一個也不寬恕”的。另外隨著林語堂“幽默大師”的名聲越來越響，這讓魯迅更加反感，覺得林語堂是不可救藥了，“以我的微力，是拉他不來的”，對他不再抱任何希望了，于是乎加緊了對林語堂的批判，先后寫了《罵殺和捧殺》、《讀書忌》、《病后雜談》、《論俗人應避雅人》、《隱士》等。其中1935年4月20日刊于《太白》上的《天生蠻性》，全文只有三句話：辜鴻銘先生贊小腳；鄭孝胥先生講王道；林語堂先生談性靈。把林語堂與前清遺老和偽滿大臣相提并論，足見魯迅對其厭惡之深。但是林語堂對自己的文藝觀點也確信不疑，聲稱“欲據牛角尖負隅以終身”(林語堂：《行素集·序》)，同時寫了《作文與作人》、《我不敢再游杭》、《今文八弊》等文章來回敬反對者。后世論者一般都站在魯迅這一邊，對林語堂大加撻伐。這時講究的是二分法，好壞分明。魯迅先生自然是好人一方了。于是乎被好人魯迅罵過的人必定不是什么好人，而與魯迅這樣偉大的好人論戰，對方自然也就是壞人了。然而世間的事又不是那樣清楚明白的，魯迅的筆戰中常常有一些因誤會、意氣用事和個人恩怨引發的爭論，這些爭論認真說起來，其責任魯迅倒是要承擔一些的。譬如廣東的學者胡文輝先生就寫過一篇考證文章“鳥頭與紅鼻—讀《故事新編》偶記，”其文指出了魯迅研究中一個“視而不見，為尊者諱”的小小問題：在魯迅與顧頡剛的論戰中，魯迅多次在書信和小說中挖苦顧的生理缺陷這些失德之事。這固然無損魯迅的偉大，卻也證明了人性的某種弱點，再偉大的人物也不例外。
林語堂對魯迅還是懷有敬意的，《魯迅之死》也證實了這一點。“吾始終敬魯迅；魯迅顧我，我喜其相知，魯迅棄我，我亦無悔。大凡以所見相左相同，而為離合之跡，絕無私人意氣存焉。”不過在所有懷念魯迅的文章中，《魯迅之死》這篇確有其特色，它并非僅僅是吹捧與高唱贊歌的，其中也還有些隱隱約約的批評。這可能不符合中國人傳統的恕道精神，但正與魯迅的“一個也不寬恕”的主張相仿佛呵。“故魯迅所殺，猛士勁敵有之，僧丐無賴，雞狗牛蛇亦有之。魯迅終不以天下英雄死盡，寶劍無用武之地而悲。路見瘋犬、癩犬、及守家犬，揮劍一砍，提狗頭歸，而飲紹興，名為下酒。此又魯迅之一副活形也。然魯迅亦有一副大心腸。狗頭煮熟，飲酒爛醉，魯迅乃獨坐燈下而興嘆。此一嘆也，無以名之。無名火發，無名嘆興，乃嘆天地，嘆圣賢，嘆豪杰，嘆司閽，嘆傭婦，嘆書賈，嘆果商，嘆黠者、狡者、愚者、拙者、直諒者、鄉愚者；嘆生人、熟人、雅人、俗人、尷尬人、盤纏人、累贅人、無生趣人、死不開交人，嘆窮鬼、餓鬼、色鬼、讒鬼、牽鉆鬼、串熟鬼、邋遢鬼、白蒙鬼、摸索鬼、豆腐羹飯鬼、青胖大頭鬼。于是魯迅復飲，俄而額筋浮脹，睚眥欲裂，須發盡豎；靈感至，筋更浮，眥更裂，須更豎，乃磨硯濡毫，呵的一聲狂笑，復持寶劍，以刺世人。火發不已，嘆興不已，于是魯迅腸傷，胃傷，肝傷，肺傷，血管傷，而魯迅不起，嗚呼，魯迅以是不起。”如此筆墨，確實活畫出魯迅先生之本來面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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