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和梁實秋這兩位作家的英語是如何的?是否都很好呢?寫作風格如何?

　　當年，林語堂和梁實秋都是學貫中西的名角。

　　兩人不同的是：一個幽默風趣，一個雅淡閑適。文字上看，林語堂有點浮躁，特別是他為魯迅之死寫的那篇紀念文章，實在有點和他的聲譽不相稱，排比過分，力過氣虛，成為應酬之作，非大家所為。

　　他后來想在英文領域突出，這樣一腳兩江，功力不達，文字必然顧及不周。文化之學，非用心一也不可。本來用多語種寫作非是不可，但必須具備同等功力。比如1908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德國哲學家魯道夫.克力斯托弗 歐肯.就能用除了自己的母語外的英語，希臘語，法語，拉丁語等，與不同語種的哲學家的原作進行等同份量的探討論述，而且對一些詞根詞源的來歷闡述產生驚人的效果，象這樣囊括多語而又精深研學，才不至于使文筆流之淺薄輕率。林語堂本來可超越梁實秋，幽默上他已經獨占鰲頭，在中文里具備如此層次學者罕見，因為他想設及面廣而失去突出的優勢。晚年就遜于梁實秋很多了。

　　讀林語堂文可以外行讀內行取樂;反之，讀梁實秋就得內行讀內行取舍。這是根本的不同點。明顯不如梁實秋的文學素養積墊豐厚，讀之余思不多。另外，林語堂散文隨筆量也不大(也可能我沒有讀夠)，但這貳人的品格各方面都高過魯迅若干，自不待言。

　　總的說來，林語堂文章輕快，浮華，流麗，哲理性(指整體)不夠，故少有傳世佳作。我想梁實秋會在很長時間以散文留芳，但林語堂現在已日漸凋萎，那是他的性格所以。

　　幽默大師——林語堂

　　林語堂與周作人有很多類似之處。其中最明顯的便是兩人選題都以身邊的瑣事為主，注重生活的細枝末節，別人不屑顧及的類似“蒼蠅之微”都成為他們樂于表達的內容，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在平實的事物中，林語堂還往往能生發出比爾想不到的新東西。在對細枝末節的描寫中，二人還都特別注重性靈，即對這種種細枝末節獨具匠心的微妙感受。比如說，西裝是常而又常的題目，難有新意，擅長經國大品者肯定會不以為然，大加責罰。而林語堂卻給西裝賦予新的現代意識。他在《論西裝》中說：“平心而論，西裝之所以成為一時風氣而為摩登士女所樂從者，惟一的理由是，一般入士震于西洋文物之名而好效顰;在倫理上，美感上，衛生上是決無立足根據的。”西裝“令人自由不得”，“間接影響呼吸之自由”。林語堂甚至說：“中西服裝之利弊如此顯然，不過時俗所趨，大家未曾著想，所以我想人之智愚賢不肖，大概可以從此窺出吧?”這確是“知微見著”，能在常人不以為然的細枝末節處發現新意，并自由的表達出來，極見靈性。

　　但是，恰恰正是在性靈的表現上，二人又各有各的特色。周作人的靈性在表達時總是伴隨著寧靜與冷漠，給人不起波瀾之感，知者謂之有，不知者謂之無。而林語堂小品文中的性靈卻顯得充盈、奔放、歡快、充滿激情，其相對應的表達方式也是浩浩蕩蕩，如江水滾滾。他曾寫道：“人謂性靈是什么，我曰不知。……大概昨夜睡酣夢甜，無人叫而自醒，晨其啜茗或啜咖啡，閱報無甚逆耳新聞，徐步入書房，明窗凈幾，惠風和暢——是時也，作文佳，作畫佳，作詩佳，題跋佳，寫尺牘佳：未執筆，題已至，既得題，句已至。”可見，與周作人一樣，寫文章也是為了自己內心情感的需要，不需故意雕琢或為表達某一主題而特意冥思苦想來作文。而不同之處在于，林語堂當性靈來，就文思泉涌，有筆墨不逮之感，在小品文的閑適筆調中又負有氣勢跌宕、韻律鏗鏘、節奏性強的特點。除此之外，林語堂小品文中除了長句和閑談文句，還有短促激昂的句子，使文意表達得思想跌宕，才情奔涌。林語堂這種在小品文中外顯的性靈與情趣氣質，是周作人所沒有的。

　　林語堂的小品文也不像周作人般“苦”、“冷”，而是歡悅的，用著抒情的筆調寫這個世界上的人和事，表達自己的一腔柔情。例如同樣是寫人生，周作人表現出來的是一種對人生的徹悟，在徹悟中，不禁又流露出人生空虛、悲涼之感。而林語堂就不同，他在《詩樣的人生》中，用詩化的筆調寫人的成長，雖然對世界人生也有本質的悲劇體驗，但他卻不沉溺不悲觀，而是熱愛人生，無論外在世界如何變化，他都能夠用和樂的心態將其審美化、詩化。

　　林語堂的這種不沉溺不悲觀，相反卻歡悅的風格又是通過他一生都在倡導的幽默來實現的。在幽默之中也蘊藏著寬容、大度，蘊藏著對人生的熱愛。我們知道，幽默一詞還是林語堂引進的呢，這也堪稱是他對中國文學的一大貢獻了。林語堂著重強調幽默與人生的關系，他曾反復講：“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幽默到底是一種人生觀，一種對人生的批評”，“人生是永遠充滿幽默的，猶如人生是永遠充滿悲慘、性欲，與想象的。”可見，他認為社會人生中充滿著幽默，而且它是人類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而，他主張“凡寫此種幽默小品的人，于清淡之筆調之外，必先有獨特之見解及人生之觀察。”

　　然而現代作家中卻有很多人誤解或是錯用了幽默，而林語堂對幽默是有明確的解釋的：“新文學作品中的幽默，不是流為極端的滑稽，便是變成了冷嘲……幽默既不像滑稽那樣使人傻笑，也不是像冷嘲那樣使人在笑后而覺著辛辣。它是極適中的，使人在理知上，以后在情感上，感到會心的，甜蜜的，微笑的一種東西。”他認為，“幽默”的精髓在于寬容與誠懇，也就是如他所言的“謔而不虐”。這是說“幽默”之所以異于滑稽荒唐是在于同情所謔之對象。別人有弱點，可以戲謔，自己有弱點，亦應解嘲，但在這“戲謔”與“解嘲”的背后，卻是一種博大的胸襟，一種對世間萬物的終極關懷與仁愛。理解了這些，才是真正懂得幽默的意義。如果只是一味的尖酸刻薄，或嘩眾取寵，已是違背了幽默的真義了。

　　林語堂一生的創作，都是在努力實踐自己對于幽默的解釋的。比如，在《論西裝》中，林語堂反對盲目模仿亂穿西裝，但由于成功地運用了幽默，所以作品很是富有喜劇意味。作品寫道：“在一般青年，穿西裝是可以原諒的，尤其是在追逐異性之時期，因為穿西裝雖有種種不便，卻能處處受女子之青睞，風俗所趨，佳人所好，才子自然也未能免俗。”幽默給作品籠上輕松自如，歡樂痛快的情調。他并沒有對愛穿西裝的青年給與諷刺，相反，卻以一個長者的態度，將青年們看成是自己的晚輩，以平和的心態解釋為什么青年們愛模仿著穿西裝，給人的感覺就像是那些青年們似乎是一些善于模仿、喜愛新奇事物的孩子，而毫不令人生厭。而現代文學中的許多其他作家，已將幽默作為了戰斗的武器，用來對反動勢力進行辛辣的諷刺，這里面也包括周作人的部分文章。當然，我們不能說將幽默用作武器就不行，就違背了幽默的本真，這只是作家個人的喜好與風格而已，不存在著優劣之分。將幽默作為“謔而不虐”的手段，只是林語堂一己的偏愛與見解。事實上，林語堂將“humor”譯為“幽默”，已經突出其“幽隱”的一面，傾向于某種達觀的人生姿態，并努力以超脫的態度來看待人生和藝術。所以，與周作人的苦、冷、澀不同，林語堂更強調雅、健、達、醇、美，從而增強了小品文的通脫和開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