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的寓言在寓言文學發展中占有一定的地位，他發展了先秦寓言的傳統，使寓言由以說理為主轉變為以諷刺世態為主。

　　中國古代寓言是中國古代文學中的一顆璀燦明珠。它作為一種文學體栽，在文學史上確立正式的歷史地位，獲得了獨立的生命，為此做出突出貢獻的是唐代的柳宗元。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唐朝河東(今山西永濟縣)人。二十一歲登進士，三十一歲為監察御史里行。貞元時期，在科名和仕途上是比韓愈得意的。順宗即位，參加了王叔文的集團，被任命為禮部員外郎，積極從事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的革新，不到七個月遭到宦官和舊官僚的聯合反對而失敗。柳宗元被貶為永州司馬。十年后，改為柳州刺史。憲宗元和十四年，死于柳州，年四十七歲。他的寓言作品主要是在被貶永州后創作的。長期的貶謫生活，使他有機會接近下層人民，從而他的作品真實地反映了社會生活的許多重要方面。

　　柳宗元創造性地將寓言發展成為一種獨立的、完美的、更富文學意味的新文體，因而可以說柳宗元是中國寓言文學的真正完成者。以下從內容和形式兩方面論述。

　　一、內容豐富，寓意深遠。直諷世態

　　柳宗元的寓言發展了先秦寓言的傳統，使寓言由以往說理為主轉變為以諷刺世態為主，比較廣泛地揭露了當時社會的各種流弊與病態，有較強的現實主義色彩。

　　先秦時期，寓言主要是為闡述哲理和政治主張服務。寓言在這一時期往往成為闡理說教的手段，如《孟子》的“攘雞”，宋國的大夫戴盈之在跟孟子的談話中，表示愿意取消部分捐稅，但又說今年只能減輕，明年才能取消，其宣揚的是儒家的“仁政”;《莊子》的“庖丁解牛”，則提倡道家的“順應自然”，說明他的養生哲學：《尹文子》的各篇寓言，全是闡述名家關于“名”、“實”的見解;《墨子》的幾段寓言，則是推行墨家“兼愛”的主張。《韓非子》的寓言更是如此，被用來系統地、完整地、全面地反映法家思想服務，“守株待兔”諷刺“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的人，反映了進化的歷史觀：“董閼于”，宣揚了治理國家要實行法家的“必罰明威”的主張，嚴厲實行法制，才能政績卓著;“自相矛盾”，是“賢”、“勢”不兩立的形象勾勒。《戰國策》成篇累牘地記錄了縱橫家的言論，這些政客們運用和編造了大量寓言，為他們的“縱橫捭闔”服務，在現實斗爭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如蘇代為了制止趙國攻打燕國，在趙王面前說了“鷸蚌相爭，漁父得利”的故事，他把燕趙比作鷸蚌，把秦國比作漁父，給想入非非的趙王當頭喝棒，使他從這淺顯的故事中猛然醒悟，終于放棄了戰爭的計劃。

　　在先秦寓言里，說理是第一位的，諷刺是第二位的，或可有可無的。諷刺的特點一直到柳宗元的寓言里才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因而極有思想性與戰斗性。

　　柳宗元寓言里反映的生活，可以說是唐末現實生活的一個縮影。安史之亂，是唐代社會由盛而衰的轉折點。這次動亂雖然最后被平定，但國家元氣已經大傷。原來存在的社會矛盾，一個也沒有解決，而且隨著歷史的發展日趨尖銳。首先王朝統治的力量衰微了，無力改變藩鎮割據的局面。這些藩鎮擁有土地、人民、甲兵、財富，以致王朝權力所及的地域大大縮小，百姓們飽受他們的屠殺掠奪。在王朝內，宦官也掌握了軍政大權，任意廢立皇帝，政治制度腐朽混亂。在官僚中，舊的門閥世族的代表和新科舉出身的代表又分成兩派，勢同水火，對許多文人的生活也有很大的影響。宦官和官僚之間，有時相互勾結，有時又彼此對立，使中唐以后中央政權長期處在動蕩不安的局面之下。其次由于土地兼并加劇，地主的莊園經濟日益發展，很多農民則流亡道路，衣食無著。

　　柳宗元的《三戒》是著名的諷刺作品。作者在序里寫到“吾恒惡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臨江之麋》寫麋得主人的寵愛，“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不敢吃它。三年以后，麋離開了主人外出，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尖銳地諷刺了那些依仗權貴而得意忘形的小人物。《黔之驢》是外強中干的小人物的寫照，嘲諷他們“形之龐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而其實是無德無能。《永某氏之鼠》比喻那些自為“飽食而無禍”的人作老鼠，指出他們“為態如故”，以“飽食無禍為可恒”，那他們一定會遭到徹底被消滅的慘禍。這三篇寓言，深刻有力地諷刺了封建剝削階級丑惡的人情世態，是當時現實生活的組畫。《大鯨》寫到“大鯨驅群鮫、逐肥魚于渤海之尾，震動大海，簸掉巨島，一啜而食若舟者數十。勇而未已，食而不能止。北蹙于碣石，槁焉。”作者諷刺和警告唐朝那些專橫跋扈的藩鎮與世家大族。他們使國家動蕩，人民遭殃，但自己也免不了覆滅的下場。《��傳》及其他一些以“傳”名篇的作品，實際上都是諷世寓言，寫了這種小蟲“行遇物，輒持取，昂首負之。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卒躓仆不能起。人或憐之，為去其負。茍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從這則寓言中我們看到唐代官場乃至整個統治階級的利欲熏心、貪婪成性的丑態。《李赤傳》借一個離奇的故事諷刺那些狂妄自大、欲迷心竅、好惡莫辨、執迷不悟的人。結尾作者寫道：“柳先生日：‘……今世皆知笑赤之惑也。及至是非、取與、向背，決不為赤者幾何人耶?反修而身，無以欲利、好惡遷其神而不返，則幸矣。又何暇赤之笑哉!’”真乃是入木三分。《永州鐵爐步志》諷刺了只看門第不辨賢愚的惡劣風氣，批判了門閥制度與世襲制度。“今山有負其姓而立于天下者，日：‘吾門大，他不我敵也。’問其位與德，日：‘久矣，其先也。’”當時切中時弊，今日仍可借鑒。《猿與王孫》這篇影射中唐政治斗爭。猿比喻革新力量和清廉官史，利國安民，王孫比喻保守貪婪兇狠禍國殃民的守舊勢力，他們勢不兩立。

　　在柳宗元的寓言里，哲理的性質減弱了，甚至消失了，而諷刺的特色十分鮮明地突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