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隱的愛情詩可以分為有題詩和無題詩兩種，都具有獨特的悲愴清麗之美，而這其中也包含了詩人大量的情感軌跡和榮辱滄桑。

　　李商隱寫過不少《無題》詩，也有一些用詩里前兩個字或句中兩個字做題目的，也等于無題。這些無題詩大多數是寫愛情的。另外還有一些有題的愛情詩。他的愛情詩約近一百首，占他現存的五百多首詩的五分之一左右。

　　李商隱有些詩表面看來是寫愛情的，實際上卻不是寫愛情而是有所寄托的。他的愛情詩和這種有所寄托的詩極易混淆。李商隱的詩本來隱晦難解，而歷代箋注家又加以附會和歪曲，所以情況比較復雜。

　　一、李商隱愛情詩的隱晦難解

　　首先，李商隱的詩大多是學庾信、杜甫等人的，用典深辟而且特別多，所以比較曲折，較難掌握。有的竟使人讀過之后如墜入云里霧里而不知哪里。魯迅先生曾經說過：“玉谿生(李商隱自號)清詞多句，……而用典太多，則為我所不滿(《給楊霽云》《魯迅書簡》下冊六九七頁)其次，他力求“精純”(元好問《論詩絕句》語)，刻意為工。有時就免不了像王安石說的那樣“語工而意不及”(《文獻通考》卷十八下引)，即陸游所說的“鍛煉之久，及失本指，所削之甚，反傷正氣”(《渭南文集》第三十九卷《何君墓表》)。他自己說是“題時長不展，得處定應偏”(《謝先輩訪紀念拙詩甚多異日偶有此寄》)可以看出這種情況。第三，他用別人的詩體來寫詩，也是難解的一個原因。錢良澤說：“義山學杜者也，間用長吉體作《射魚》、《海上》、《燕臺》、《河陽》等詩，則不可解，……疑是唐人之詞，當時亡人自能喻之，傳之既久，遂莫曉所渭耳”。(馮浩《玉谿生詩詳注》引)。何焯舉《燒香曲》為例說：“長吉詩雖奇，然指趣故自分明，若義山則徒令人循誦而莫喻其賦何事而。”(《義門讀書記》)。他們的說法都是有理由的。以上幾點都是在從寫作技巧方面說的，但李商隱的詩有些寫的極為曲折，詩意一層深入一層，表現了戀愛中的復雜、變化的情感，浪漫主義的氣氛也相當濃厚。所以李商隱的愛情詩不可一律作淺近的解釋。不過李商隱的愛情詩的隱晦難解只要是前三點，這一點卻是他的蘊藉所在。這是應該著重指出的。連紀昀等人評他的詩也常常說是：“不可解”，屈復的《玉谿生詩意》，張彩田的《李義山詩辯證》，汪辟疆的《玉谿詩箋舉例》雖然都有一些新的見解，但是出于主管的附會而不怎么可靠的也是不在少數的。

　　李商隱的愛情詩，特別是某些著名的作品遭到了異常可驚的曲解和附會。一千多年以來紛紛有人追隨，弄得難解難分。有人竟然把這近百首詩幾乎全部解釋成了寄托，如吳喬，馮浩及至張彩田，汪辟疆等人。他們不是說詩人在寫令狐綯與自己的交疏和陳情，便是說寫他自己政治上的失意，等等。(吳喬《西昆發微》中引用楊孟載的話說：“義山無題詩，皆寓言君臣遇合，得其旨矣。”他的序文說：“義山少年受知于楚，而復受王、鄭之辟，綯以為恨，……義山心知疏，而冀幸萬一，故有無題諸作。”馮浩在注《即日》的時候竟然說：“穿鑿之譏。吾所不辭耳。”)紀昀也說他的無題詩大多都是在講美人香草之遺。此外，還有人解說這些詩幾乎全是悼亡(哀悼亡妻)，或者全是尋花問柳的作品。有人又主張不求甚解，如馮班曾說：“如見西施，不必能名然后見其美。”(《李義山詩集輯評》)而蘇雪林則把這些詩解釋成李商隱與宮嬪戀愛所作的，李長之卻又認為“這些愛情詩主要是寫給與他后來結了婚的王氏的。”(《李義山論綱》《文學遺產》一五二期)。這樣的主觀解說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反而給讀者造成了混亂。人們不禁要問：難道李商隱的愛情詩真的沒有“達詁”的嗎?

　　我不贊成馮浩所說的：“實有寄托者多，直作艷情者少。”但也不否認李商隱的作品中有少數是借愛情詩的形式以抒寫諷刺寄予的內容的。李商隱晚年也曾說過“楚雨含情皆有所托”的話。比如《無題》的“幽人不倦賞”，“萬里風波一葉舟”等詩就絕不是寫愛情的。又如“待得郎來月已低”一首，也不是愛情詩。所以我們在談李商隱的愛情詩時應該把這些去掉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