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隱的文章藝術淺析

　　李商隱一生的大部分心力因幕僚生涯而傾注在文章創作上，具有重要而獨特的文學價值和地位。

　　李商隱，字義山，號玉溪生，又號樊南生，懷州河內人。“或言英國公世積之孫”，他也自稱“我系本王孫”。然而，源自皇室的尊貴血統并沒有讓他的人生仕途一帆風順。他身懷經世治國的雄心大志，然而仕途不順，雖早年得到朝廷重臣令狐楚的賞識，“奇其文，使與諸子游”，又“歲給資裝，令隨計上都”，后又得王茂元喜愛，成為愛婿。由于令狐楚、王茂元二人各為牛李兩黨要人，處于二者之間的李商隱雖無心黨爭卻無辜受累，導致其一生都在各個幕府間以幕僚的身份輾轉流徙，“名宦不進，坎坷終身”，滿腹經綸終只是“為他人作嫁衣裳”。他雖兩次入京為官，但秘書省校書郎和太學博士與他在幕府中擔任掌書記的工作并沒有什么區別。他以文入仕，以文終仕。他將不得志的苦悶愁情傾瀉在所寫的文章中，一生寫了無數的文章，卻大半“火灼墨污，半有墮落”。但他的文章帶有他個人的生命痕跡和獨特的藝術魅力，成為他藝術生命的重要成分，值得后人仔細研究。

　　李商隱的文章大部分是駢文，是他在幕僚生涯中應他人要求或出于自己的需要而創作的;而他的古文只有極少數，但“樊南生十六，能著《才論》《圣論》，以古文出諸公間”，所以古文也具有很重的分量。但歷代以來的研究者大都重詩而輕文，造成后人只知有“玉溪詩”而不知有“樊南文”的狀況。

　　一、剛勁、獨特的散文(古文)

　　樊南文的主體雖然是駢文，但從李商隱的一生和寫作經歷來看，他最早是從古文開始寫作的，并且成績很好。在古代文學史教材關于李商隱的講述中，對他的古文卻未曾提起過。這不管對李商隱的文學成就，還是對唐代古文的發展都是一個缺憾。李商隱的古文寫作是向他的堂叔父學習的。李商隱自幼喪父，他和弟弟便隨其堂叔父學習。他的這位堂叔父自幼通曉五經，擅長散文、古體詩、文字學和書法，對盛行的駢文和近體詩都不感興趣，對功名利祿毫無興趣。李商隱對這位學識淵博、品行高潔的叔父極為尊敬。且由于韓柳古文運動的影響和駢文在唐代的衰落，除公文以外的日常寫作都通行散文。李商隱在這兩種情況的影響下，自幼就寫得一手好古文。但由于他十六、七歲時轉而跟令狐楚學習今體文而中斷了古文的寫作，對所作古文又缺乏整理，使得原本就為數不多的散文流傳下來的就更少，連其成名之作《才論》《圣論》都散佚不見了。流傳下來的只有《李長吉小傳》《白傅墓志銘》等少數幾篇。李商隱的古文雖然數量少，但藝術成就很高。其中為李賀所作的《李長吉小傳》可以作為一個代表。在這篇小傳中，李商隱對李賀形貌的描述用筆極為簡約：細瘦、通眉、長指爪。字雖少，但卻抓住了李賀最突出的特點：極瘦，眉毛幾乎相連，指爪很長。李賀的形貌隨著這三個詞而活現在紙上。接著，敘述了李賀隨時收集字句作詩，活畫出一個詩人的神韻。二者結合使得李賀形神兼備。最后描述了李賀臨死后入天庭為官的事情為這位詩人的人生添加了神秘而傳奇的色彩，既包含了對李賀的祝愿和安慰，又隱含了對讓李賀不得志的現實世界的諷刺。而最后的議論將惋惜和諷刺表達的更為直接，令人自然地聯想到他的詩歌：“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筆鋒凝練犀利，語淺而意深。他的另外兩篇小品文《齊魯二生》(《程驤》《劉叉》)描寫了一個因知曉家財是不義之財而散盡家產，自力更生的程驤和一個任俠用氣最后卻折節讀書但始終任性高傲的劉叉。故事精練而寓意深刻，體現了李商隱對高潔的品性的贊賞。

　　對于李商隱的這些古文，章學誠在《李義山文集書后》稱：“其文在孫樵，杜牧間;紀事五首、析微二首，頗近元、柳雜喻，小有理致。”他的古文不僅精練峭直，而且思想獨特“峭直剛勁，獨出機杼，銳不可擋，駁盡世俗定見，直抒胸臆。”如他在《上崔華州書》中的“夫所謂道，豈古所謂周公，孔子耶?盍愚與周公，孔子具身之爾。以是行道不系今古，直揮筆為文，不愛攘取經史，諱忌時世，百經萬書，異品殊流，又豈能意分出其下哉!”就大膽地提出為文不拘泥經史圣賢，重在親身體會的道理。這也是他的文章能流傳千古的原因。這種不迷信圣賢，敢針對圣賢提出異議的觀點在《讓非賢人事》一文中針對孔子的“禮讓”提出賢人應該當仁不讓而更加明確。

　　二、華麗而有氣勢的駢文

　　駢文是李商隱一生耗費時間和精力最多的文體，是樊南文的主體。李商隱寫作古文是由于其堂叔父的教導和影響，而他走上駢文的寫作道路既有客觀的原因，又有主觀的原因。

　　得令狐楚賞識和提拔不但是李商隱人生的轉折點，更是他開始駢文寫作的始因。駢文在唐時雖然由于古文運動的影響處在逐漸的沒落中，在日常寫作中已不常用，但卻始終是晚唐官場唯一通用的公文文體。令狐楚身居高位，擅長今體文的技巧。李商隱因出眾的才華被令狐楚賞識而跟隨其左右，令狐楚將駢文的寫作技巧盡相傳授。李商隱非常感激令狐楚的教導，為此在他的詩中寫到：“自蒙半夜得衣后，不羨王祥得佩刀”，并且自此后在駢文寫作上不能自拔，連他的弟弟要他再寫古文的勸告都未曾聽從。究其原因有兩點：一是駢文本身的魅力所致。駢文是一種極為講究體式、韻律的美文，駢文精巧華美，幾乎可以作為一種藝術品。另一個原因是李商隱一心想躋身政治，以實現他的政治理想，而駢文就成為他入仕的必要方法和手段。但李商隱的仕途并未因善文而像他的恩師令狐楚一樣平步青云。因他在受恩于牛黨要人令狐楚后，又成為李黨的重要成員王茂元的東床快婿和弟子。雖無心于黨爭，卻成為其中的犧牲品。他的一生只能是在各個幕府中輾轉做一個文字秘書式的人物。仕途的坎坷，于他自身是一場悲劇，卻成全了他的文學創作。這種悲劇式的成全除了表現在詩歌上外，還體現在了他的駢文創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