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隱是晚唐時期一位杰出的抒情詩人，通過讀李商隱的詩歌我們可以從中了解到李商隱的思想精神。

　　李商隱生活在唐帝國晚期，他經歷了山河破碎，日薄西山的時代。同時他不幸的身世也給他帶來感傷的情緒，因此他的大量詩歌中反映出憂慮意識。晚唐朝廷極度荒淫腐朽，宦官集團和藩鎮勢力的日益囂張，朋黨之爭異常激烈，人民生活疾苦，所有這些在李詩中都有所觸及。李商隱的詩歌揭露政治黑暗和社會不公，有對自己，也有對國家、君主、人民的反映。他的詩歌表現出憂慮感傷的美，使得他不愧為晚唐優秀的抒情感傷詩人。

　　一、關心民生疾苦

　　由于當時統治階級荒淫腐朽，社會黑暗，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李商隱在對上層統治集團進行揭露抨擊時，對下層人民的疾苦也有反映。在《行次西郊一百韻》中，他寫出西京農村在天災人禍侵襲下荒涼殘破的景象和農民無以為生，被迫為“盜”的情況。反映了藩鎮割據、宦官亂政、統治集團重賦剝削給廣大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說明他對百姓的同情。“草木半舒柝，不類冰雪晨。又若夏苦熱，焦卷無芳浸”。寫出當時農民生活環境的惡劣，生活條件極差。“依依過村落，十室無一存”。詩人一一走過十家，沒有一家幸存的，看到了當時的社會對人民的迫害。甘露之變后，宦官對人民的兇殘壓迫，以及朋黨之爭，朝廷的無能使得人民慘死或是顛沛流離。“城空鼠雀死，人去才狼喧”，沒有人影，全是豺狼的喧叫，多么慘的景象啊!

　　在這場宦官的叛亂戰爭中，百姓遭到極大的迫害，他們只求得“不復儀所適，但欲死山間”而更慘的是“盜賊亭午起，問誰多窮民”揭露出官吏逼迫“窮民”為盜賊的實質。詩人面對此種情況后，寫到“我聽此言罷，冤憤如相焚……我愿為此事，君前剖心肝”，表現詩人愿為民請命，肝腦涂地的決心，揭示了詩人對人民生活的擔憂，對黑暗社會的抨擊和批判。《灞橋》中詩人想到北方人民在回鶻統治者的侵略下飽受苦難，表現對人民的同情和擔憂。《即日》、《異信》等詩對人民在酷虐政治的壓迫下所受的痛苦流露出深深的同情。但比起他對上層統治集團的揭露抨擊，顯得遠為遜色。但詩人是關心人民生活的，對人民的悲慘命運是深深擔憂的，他希望人民安居樂業，但個人力量是微弱的，面對當時的黑暗現實，只能表現出自己憤慨和擔憂。

　　二、擔憂朝廷政局

　　唐代后期的皇帝迷信神仙方術，妄求長生，禍財害民，荒廢政事。詩人針對這一現象寫了大量的政治諷刺詩，辛辣的嘲諷了求仙的愚妄。如著名的《瑤池》在傳說的基礎上虛構出西王母盼不到穆王重來的情節，含意深長的顯示了所謂神仙也不能使求仙者逃脫死亡，連神仙和求仙者都在一起做了兜底的批判。

　　李商隱是一位關心國家，關心民生的詩人，他有很濃厚的“忠君”思想，他所經歷的晚唐時期的皇帝如唐穆宗、唐敬宗這些最高統治者都是非常的荒淫昏庸，于是他為國家的前途和命運感到憂心忡忡，他對一國之主的皇帝感到失望，他借助詠史來傳達自己用心良苦的微言大義，希望能達到使君主鑒之的目的，改良朝政的目的，所以他《詠史》中寫到“歷鑒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破由奢”。他寫的《賈生》“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寄予了他吊古傷今的意義，由很強的諷刺意義，諷刺漢文帝不知道重用賢臣，重用鬼神卻不問蒼生，由古想到今，當今皇帝昏庸無能，不能視賢重賢，使詩人對君主產生了深深的擔憂之情。《馬嵬二首》其一：“冀馬動犀燕地來，自理紅粉自成灰。君王若道能傾國，玉輦何由過馬嵬?”其二：“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來人此生休。空聞虎旅傳宵，無復雞人報曉籌。此日六軍同駐馬，此時七夕笑牽牛。如何四級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這兩首詩都是寫玄宗迷戀女色，荒廢政事到頭來兵禍來臨，妃子也難保。《有感二首》更是批判換地昏庸無能，結尾兩句“近聞開壽宴，不廢用咸英”，更是諷刺文宗忘記歷史教訓，又過上荒淫無度的生活。這些詩都表現出詩人對君主昏聵無能的痛心和對國家命運的深深擔憂之情。

　　三、關注國家安危

　　李商隱生活的時代是唐朝晚期，從唐敬宗和唐文宗開始，大唐開始出現衰敗之勢。在他的詩歌中反映出了藩鎮割據、宦官奪權、朋黨之爭，國家處于危難之中，人民生活疾苦，同時也表現了詩人追求國家統一、政治清明和社會安定的理想。

　　從安史之亂以來，藩鎮長期割據叛亂的局面使他可能從縱的歷史發展和橫的社會聯系上去認識藩鎮割據的嚴重危害以及這一局面形成與延續的原因。在《行次西郊一百韻》這首長詩中，追溯歷史，推原禍始，揭露開元以來朝政的腐敗，上層的淫奢是導致安史之亂的主要原因，而且指出長期的'割據叛亂不僅嚴重的削弱了中央集權，也深化了國家的財政危機，使得邊防空虛，而且農村生產凋敝，農民生活極端窮困，并且把它看作是國家的“瘡癤”之患。在《壽安公主出降》一詩中，他深刻揭露了“送王姬”的“禮”實質上是籠絡討好。藩鎮的屈辱妥協政策把藩鎮和批判上層統治集團的腐敗緊密結合起來，展示了更為深廣的內涵。在《賦得雞》中，李商隱則把割據者比作一群貪婪好斗不愿報曉的雞，對于揭露割據勢力、貪婪利己的特點具有典型意義。

　　宦官專權也是唐朝后期政治腐敗的重要標志。李商隱也有大多作品是抨擊宦官的，突出的表現了他對黑暗勢力的斗爭精神，同時也對國家的深切關心和擔憂。這一類詩多數寫于甘露之變以后朝野間籠罩著一片恐怖氣氛的時期。當時，連白居易這樣曾憤怒揭露過宦官的詩人也礙于政治環境的黑暗而不得不收斂起戰斗的詩筆，而李商隱卻在《有感二首》、《重有感》、《故番禹侯因賬罪致不幸事覺母者他時過其門》、《曲江》等詩篇中直斥宦官為“兇徒”，憤怒揭露他們篡權亂政，大肆殺戮，誅連的罪行和踐踏法紀，劫奪財貨的行徑，并以沉痛的筆調描繪出長安內外，晝夜號哭冤鬼悲歌的凄慘恐怖的景象，表達了廣大士民渴望和平的愿望。

　　牛、李黨爭對晚唐政局，以致整個帝國命運的影響是巨大的，李商隱生活的時代恰巧是黨爭劇烈的時代，他雖沒有參與牛、李黨爭之中，但卻一直處于牛、李黨之爭的夾縫中，深受其害。他有大量的詩歌揭露黨人勾心斗角，排除異己的種種丑行，反映他對朋黨之爭的憤慨的抒發，這是他揭露封建統階級集團黑暗的又一方面。在他的《無題》詩中寫到“莫近彈棋局，心中最不平”，寫出朋黨之爭對自己造成的傷害，并且也威脅到自己的親朋好友。他處于朋黨的漩渦中，屢遭排斥，不僅遭遇不幸，連人格也受到污蔑，通過這首詩表現出詩人對黨爭的憤慨和對當時社會的憂痛之心。他的《哭遂州蕭侍郎二十四韻》和《哭虔州楊四郎》指出黨人禍亂，忠臣枉死，再度寫出黨爭對國家的危害，現出詩人的憂國憂民的情懷。

　　綜上所述，李商隱生活在黑暗腐朽的晚唐社會，他一生命運多舛，抱負不得施展，卻關心國家，關心君主，關心人民的疾苦。他看到昔日的帝國不再回來，大唐盛世一去不復返，把自己憂國憂民的悲情深深的寄予他創作的詩歌中，通過詩歌向后人展示出他愛國的情懷和對晚唐社會的深深地憂慮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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