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散文大師梁實秋先生筆耕不輟，長達半個世紀之久，他認真地品味人生，中年以后，其懷鄉之作如一枝奇葩，獨放異彩。他的散文涉獵廣泛，凡人間生活各個方面，都在他的散文中得到反映。

　　在梁實秋的散文中，有相當數量是描摹社會世相的，其中不乏針砭時弊之作。這表明他對于自己所生活的那個社會不滿意之處頗多。不過從作品的內容來看，他并沒有改變社會制度的想法，他只是希望這個社會能不斷地有所改良。

　　他最看不慣的是官場。在《握手》中，他描寫了種種握手的場面，其中給人印象尤深的是，他以厭惡的情緒描繪了那種“做大官或自以為做大官者”握手的姿態：這種人“常常挺著胸膛，伸出一只巨靈之掌，兩眼望青天”，即使你主動伸出手，“他的手仍是直僵的伸著，他并不握，他等著你來握”，讓人沒趣。凡官場人物的形形色色，梁實秋歷來憎惡有加，對那種自稱“公仆”者流，借握手這樣一個小題目，他也毫不客氣地奚落一通。在《臉譜》中，他稱做官的人是“誤人仕途”。并說這種人的臉是“卷簾”臉：“外面擺著一副面孔，在適當的時候呱嗒一聲如簾子一般卷起，另露出一副面孔。”這種人對下司道貌岸然，往往面無表情，“使你無從觀色，莫測高深”，有時他卻把“臉拉得驢般長，使你在他面前覺得矮幾尺”;可是“他一旦見到上司，驢臉立刻縮短，再往癟里一縮，馬上變成柿餅臉，堆下笑容”。他挖苦說，這種善變的臉是官場上傲下媚上的必備工具。社會環境污濁，官場猶然。從梁實秋對官場人物握手姿勢和臉面善變的描寫中，讀者對仕途中人際關系的冷漠、虛偽，恐怕都會產生一種反感的情緒。

　　《送禮》描述的是梁實秋在臺北親歷過的一件事：政府機關某局的梁先生與他住在同一條街上，送禮者只知其姓不知其名，于是屢屢把本欲送至彼“梁寓”之禮品誤送達此“梁寓”。被詰問時，他說“我們行里的事要不是梁先生在局里替我們做主，那是不得了的。”原來這里在臺灣社會很普通的賄賂事例中的一樁。作者揶揄道：“豬喂肥了沒有不宰的。”剔膚見骨地揭露了送禮者右著不可告人的圖謀。這篇小品，作者是從原始人狩獵歸來將獵物分贈眾人起筆的，那時的贈禮者與收受者，雙方都十分光明磊落.與當今的賄賂者的鬼鬼祟祟、心懷鬼胎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作者借這樣的對比來否定“人心不古”的當今世風。

　　梁實秋對時弊的針砭從社會的方方面面切入，而且每每漾出新意，由于得體而幽默，人們讀之，不覺會時而會心地一笑，乃至忍俊不禁。他的幽默常常包含著諷刺。不過，即使是諷刺，在針對一般世風時，在態度上也與針對官場的那些篇章有所不同。官場太污濁，離他所希望的“好政府”相去太遠，他時常投去蔑視的一瞥，用語也不免刻薄;而在對其他世相進行針砭時，總是比較委婉、溫和，表現出一種紳士之風。

　　在《汽車》中，他對勢利的世風多有嘲訕，對那種以是否擁有汽車來劃分等級的社會現象他很不以為然。在講到了許多女子以對方是否擁有汽車作為擇偶的基本條件時，他寫道：“為了汽車而犧牲其他條件，也是值得的交易。……至于婚姻的對方是怎樣的一塊材料，那是次要的事，一個丈夫頂多重到二百磅，一輛汽車可以重到一噸，小疵大醇，輕重若判。”出語諧趣，分明有弦外之音。對那些在婚姻條件問題上本末倒置的女子，是善意的告誡。《謙讓》從宴會上的讓座之風寫起，賓客們每遇到這種場合就誰也不肯坐首席，以示謙讓;接著他調轉筆頭去寫長途公共汽車站，在那里，只見人們“殺進殺出”，如果售票處沒有木柵欄，秩序就不堪設想。在強烈的對比中，梁實秋說他有所“發現”：人們是以自己的利益為準繩來確定是否謙讓的。出席宴會，坐在末席上其實“也并不因此少吃一嘴”，不妨謙讓;而長途汽車站上的情形就不同了，一謙讓就沒有好座位甚至無座位了。那種人們習以為常、實際上帶有虛偽性質的“謙讓”一經他道破，確有點振聾發聵。幽默的行文中，蘊涵著他對建立真正謙讓美德的社會文明的期盼。《鐘》因有感于臺北市政府“重陽敬老”贈送每位年老市民“時鐘一具”遭到諸多非議而作。非議者的理由是“鐘”與“終”同音。而市政府并不以科學道理進行疏導，卻可笑地否認它是“鐘”，改以“計時器”名之。這觸發作者想起了種種彌漫于社會的迷信現象并委婉地加以嘲諷：如有人不許孩子在麻將桌旁讀書(“書”與“輸”同音)，雖然讀書是好事;又說起有位熟人家道富有，門上貼“一個特大號的倒掛著的福字”(“倒”與“到”同音)，不想時過不久，“這位福人駕鶴而去了!”文中還舉出了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的實例，輔以幽默的評說，妙趣橫生。作者對迷信風氣的針砭，盡包孕于娓娓道來的敘述中了，讀者是不難領悟到的。

　　梁實秋散文作品

　　梁實秋不同認為文學家并不含有固定的階級觀念，偉大的文學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他捍衛的是文學的純潔性和永恒性。所以，在他的小品散文中，雖然與周作人、林語堂一樣，不談政治，回避了社會的重大矛盾，但是沒有小知識分子的迷惘情緒。而是在對日常人生、社會世相的描繪中，去探求人生的真諦。四十年代初，梁實秋在歷經坎坷，蟄居“雅舍”時，潛心小品散文的創作，并形成了獨具特色的“雅舍小品”現象，這也許是周作人、林語堂“言志”、“閑適”、“幽默”小品文日趨衰落時的一次頗為斑斕的回光返照。梁實秋以后的散文創作，也一直保留著“言志派”散文的流韻遺風。

　　梁實秋的《雅舍》更是“雅舍小品”的經典：一般房子的基本用途主要是遮風避雨，防止入侵，而雅舍卻“蓖墻不固，門窗不嚴”，“風來則洞若涼亭”，“雨來則滲如滴漏”。一位學術界的著名人士置身于這種陋室，正是帝國主義給我們民族造成深重災難的一幅縮影，但梁實秋并沒有像大多數的作家那樣，奮起高呼救亡圖存，對侵略者給以抨擊斥責。卻獨出心裁地選取了一個表現角度——從苦難中尋覓詩意。比如像“雅舍”地點荒涼，卻足見朋友之情誼，“雅舍”聚鼠成群，聚蚊成雷，作者卻安然處之。更有甚者，作者竟在大雨滂沱之際，由屋頂崩裂聯想到奇葩初綻。盡管有人可能會說梁實秋不關心民族危亡，還在那么惡劣的環境里怡然自得。但我從中看到的，是超越了世俗利害和民族狹隘而關乎整個人類的東西，就使人在逆境中所應采取的處世態度。也就是一種“游心于物外，不為世俗所累”的自我陶醉的處世哲學和超功利的審美心態。此后的不少散文，都是這種“雅舍”精神的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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