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作品《駱駝祥子》不僅僅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社會影響，也在國際上產生了深遠影響，得到了較高的國際聲譽。

　　老舍(1899—1966)，原名舒慶春，字舍予，北京人，滿族，出身寒苦。他從小就熟悉城市貧民的生活。自己的切身經歷以及在這樣的環境中耳聞目見的各種不合理現象，激起他對于社會惡勢力的憤懣和對于生活在底層者的同情。這些給他創作的選材和命意以深刻的影響。“五四”文學革命喚起老舍對于新文學的興趣，他曾經練習著寫過小說。但正式開始文學生涯，是在一九二四年去英國教書以后。

　　那時，由于學習英文，讀了不少英國小說;客居異國的寂寞，又使他時時落入對“國內所知道的一切”的追憶中。將其中一些事件用文藝的形式寫下來，就是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注：《我怎樣寫〈老張的哲學〉》)。接著又寫了《趙子曰》和《二馬》。這些作品在《小說月報》上陸續發表以后，以其文筆輕松酣暢，引起讀者的注意。《老張的哲學》描寫惡棍為非作歹，拆散兩對青年的愛情，把他們逼得死的死，跑的跑，在嘻鬧的氣氛中演出的卻是一出悲劇。《二馬》的用意原在對比中英兩國民族性的不同，但在一連串笑謔中顯示了海外僑胞受人歧視的處境。

　　它們都涉及嚴肅的課題，對社會的黑暗有所揭露。不過，老舍當時抱著“立意要幽默”和“看戲”的態度從事寫作(注：《我怎樣寫〈趙子曰〉》)，他并沒有有意識地在這些方面多加挖掘發揮，卻從欺壓者的惡行和受害者的不幸中尋求笑料，讓對于前者的憤慨和對于后者的同情被笑聲所沖淡以至于淹沒;設刺減弱了力量，幽默也近乎油滑，不免影響了作品的思想意義，在藝術表現上有時也流于浮泛和枝蔓。這些弱點，在取材于大學生生活的《趙子曰》中，表露得尤其明顯。正如老舍自己后來所說的那樣：“我在解放與自由的聲浪中，在嚴重而混亂的場面中，找到了笑料，看出了縫子。……在輕搔新人物的癢癢肉。”(注：《我怎樣寫〈趙子曰〉》)這部小說用嘲諷的筆調，對“五四”以后的學生和學生運動作了不正確的描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