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創作為中國的文學作出卓越的貢獻,他筆下的文章總是引起人們心底的共鳴。下面是小編分享的老舍的作品讀后感,希望能夠幫到大家。
老舍的作品讀后感篇一:
老舍在《茶館》中的機智俏皮的語句,將嬉笑怒罵融合在一起,使人發笑或者哭笑不得,有時還催人淚下,或者發人深思,讓我明白了《茶館》為什么被稱之為“一曲含淚帶笑的舊時代的哀歌,一個亦莊亦諧的社會葬禮”。
《茶館》中,我印象尤為深刻的是吳祥子與宋恩子這兩個特務。一句“誰給飯吃,咱們就給誰效力”道出了他們的“辦案原則”。這兩個前清的走狗,“專辦革命黨”的,也許很多從事革命活動的仁人志士就遭到了他們的殘酷迫-害,他們死心塌地為清政府效力。可是,一改民-國,本來應屬于鎮-壓對象的他們搖身一變成為“新生政權”的“同志”,“有皇上的時候,我們給皇上效力;有袁大總統的時候,我們給袁大總統效力”。這透露出的是一種“狗性”,就像哈巴狗一樣,唯“飯”之命是聽。無論是哪一個王朝的統治者,都是需要這樣的走狗的,他們不一定需要忠臣,卻無法拒絕走狗。宋恩子、吳祥子憑著他們原有的狗性被新主人看中。喪家之犬得以找到新家,繼續干著走狗的勾當,再一次將它們的狗性發揮得淋漓盡致,實在是“他們前世修來的福氣”。這讓我想起了《圣經》里的一句話:“惡人茂盛如草,一切作孽之人發旺的時候,正是他們要滅亡,直到永遠。”就算宋恩子、吳祥子再怎么像孫悟空般會變,也變不過時代的步伐,時代的潮流終將淹沒他們! 時間如白駒過隙,真是沒錯!光陰荏苒,轉眼之間,由民-國到了21世紀的摩登時代,茶館保留了下來,吳祥子、宋恩子的“精神”也保留了下來。 西方有位哲人說過:“時間決定狀態。”的確沒錯,吳祥子、宋恩子在民-國時代是特務,但到了21世紀的今天,不再以特務的身份示人,而是以另外的一種方式存在著,存在于每一個中國人的思想里。雖沒有拜讀過柏楊的《丑-陋-的-中-國-人》,但我大概也可以猜出幾分里面寫的內容。 在某些方面,中國人的確夠丑陋。
就拿中國人對日本的態度來說吧,用孔慶東的話說就是“中國人一看到日軍侵華的歷史、南京大屠殺的歷史就恨得牙癢癢,一看到柜臺上的日本產品又臉紅耳熱。”在中國和日本,都有一大群狂熱而盲目的“愛國者”,這對兩國來說都是禍,而非福。對于大多數中國人來說,日本仍是“一道邁不過去的門檻”。雖然生活在城市的中國人幾乎家家都有三五件日本生產的電器產品,但在網絡上所表現出來的中國民眾對日本的戰時仇恨,卻遠遠超過任何一個國家。這些小市民式的愛國主義者大聲呼吁人們“抵制日貨”,可有哪一次做得像韓國人那樣徹底,韓國人民在我心中一直是一個血性的民族,他們對日本的態度“能屈能伸”,從不放棄對日本人的對立立場,也從不放棄能賺日圓的機會,難怪大韓民-國會成為唯一一個得到日本道歉的國家,讓我大心眼里佩服! 大江鍵三郎,這位日本作家在1994年諾貝爾獎的頒獎典禮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我在曖昧的日本》的演講,這位戴著寬邊黑色眼鏡、頭發花白的作家,“橫眉”與“俯首”的氣質都像是生活在魯迅的時代,在演講中,他說道:日本的現代化進程,正從根本上被置于曖昧的兩極之間。”
我想,沒有一個詞語比“曖昧”更適宜于概括日本了,這種“曖昧”大大增加了中國人理解日本的難度。中國人的確不了解日本。記得前幾年姜文為拍攝電影《鬼子來了》,到靖國神社取景,卻遭到國內不少“愛國憤青”的謾罵,這真是一種可悲的愛國連敵人的實際情況都不愿去了解,又如何能夠戰勝之?在中國的知識分子中,有信心說自己“真正了解日本”的人寥寥無幾,其中黃遵憲、梁啟超、郁達夫、周作人即是其中的佼佼者。而其中的周作人又實在讓人不解,他為何從五四啟蒙的先驅墮落為替日本人服務的漢奸?周作人是二十世紀中國讀書最多的作家和學者:希臘神話、日本俳句、英國文學、民間歌謠、人類心理學……一共犬牙交錯的數十個領域。陳平原先生說過,今天的學者能在一個領域內趕上周作人就相當不錯了。然而,周作人智商之高、讀書之博,并沒有阻止他落水當漢奸,真讓我感嘆“卿本佳人,奈何作賊?” 因此,在我看來,“了解日本”是“關懷中國”的重要環節。據新聞報道,武漢有所大學的學生把校園的幾棵櫻花樹砍了。我只能對他們的幼稚舉動感到好笑,砍掉幾棵櫻花樹,能起什么作用?宣揚你的愛國嗎,還是宣泄你對小日本的仇恨?這種行為起不到任何作用,相反,還會遭到日本人的恥笑,恥笑你那頑童般的無知。
《茶館》中,王利發的茶館里掛著“莫談國事”四個大字,由這四個字中,我似乎明白了崔久峰為何要出家當和尚了:當人們都在閑情逸致地喝著茶,而你崔久峰卻高談國家大事時,別人都會把你當作異類。國事,應該人人都要關心,尤其當今:人民當家作主,國事就是我們的家事,我們理應關心,不能像王利發那樣挑選性地關心:“有不打仗的新聞沒有?”不管是“打仗”的新聞,還是“不打仗”的國事,我們都應關心。 在此,我想對砍櫻花樹的大學生們說:你們的確愛國,但你們的“愛國水平”還沒到家,你們沒有了解日本,何來關懷中國? 曾在緬甸作戰的歷史學家黃仁宇說過:“今日需要的不是好學好勇的言辭,而是組織與紀律!”本人很同意他的說法。今時今日,我們想的不應該是如何砍掉校園里的櫻花樹,如何再像美國一樣,拿兩顆把日本人炸得滿地找牙,我們想的應該是:如何從現在做起,學好自己的知識,如何讓中國早日發達起來,與日本有并肩站著的資格。不要讓《茶館》中的情景重現:王利發找不到沒有打仗的新聞,李三拿不到自己應有的工資,崔久峰的愛國情懷不能表達,甚至,唐鐵嘴抽不上自己喜歡的“白面兒”…… 中國人中的“愛國主義者”不能再盲目了,請給中日關系一個中肯的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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