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導語:《極花》的故事原型是在賈平凹的一個拾破爛的老鄉家里發生的,賈平凹的這部小說引起了很大的爭議,今天我們來看一下黃德海談賈平凹小說《極花》。

隱喻,或者隱痛
——關于《極花》
文|黃德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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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平凹近十幾年以來的小說,不是為即將消失的農村種種樹起碑子,就是對世道人心的變化唱悲憤的陰歌。《極花》也不例外。這本新長篇,仍然延續著賈平凹一貫的主題,有對農村頹敗的哀惋,也有對城市化進程的質疑。
胡蝶被拐賣之前的行為,正是城市吸納農村精華的縮影。這個來自農村、為供弟弟上學而不得不輟學的漂亮女孩,在跟母親去城市收破爛不久,就被城市熏陶著,認同了城市的審美,一直自我暗示已經成了城市人,并自覺接受著城市的規訓:“每日一有空就在鏡前照,照我的臉,照我的高跟鞋,給鏡說:城市人!城市人!”
落后對先進,貧窮對富有,時髦對土氣,破敗對繁華,衰朽不堪對奮進不已……如此情形,幾乎是現下寫及城市和農村有關的小說的通例。如此鮮明對照之下的農村和城市,農村人的向上沖動幾乎只剩下了非常狹小的空間,或者如被詛咒般地艱難生活在農村,或者如被催趕般地涌進城市——即使他們將在城市里被擠壓,被忽視,落得面目模糊。在《極花》里,關于城市和農村的對照,也不外是這種情形,只是連這樣的情形,賈平凹也對城市吝嗇著自己的筆墨,只把它作為一個吞噬農村的符號,此外并無多話。
與符號化的城市對應的農村,也就來到了危險之地,很容易成為粗暴、橫蠻、落后、愚昧、凋敝、屈辱、窮困潦倒的代名詞;或者與之相反,農村會被寫成世外桃源、人間飛地,靜謐、祥和、溫暖、怡然自樂、與世無爭。這樣的鄉村,不是人能夠置身其中的所在,它們只是在書寫中被命名的,一個擁有著農村外殼的奇怪稱呼。這個被抽走了精神元素的單一鄉村,隱含著一個作家不自覺的化約(reduce)沖動。這沖動會把精微復雜的社會狀況和人的精神活動簡化為某些單 一的元素,作為社會環境或時代演變的表征,而人在精神領域的活動,不過是論證某一問題的附帶因素,“除了扮演一種角色以外,本身并無意義”。即便這沖動意 識到精神活動的意義,其意義也幾乎只能是依附性的。
賈平凹幾乎已經啟動了化約沖動,似乎要不可避免地滑向前一種農村,“原定的《極花》是胡蝶只是要控訴”,控訴把她賣出去的人販子,控訴愚昧的黑亮買回了她,控訴她多舛的命運,控訴她還沒開始就似乎已經結束了的一生……可是,不知為什么,“卻怎么寫著寫著,日子壘起來,那孩子卻成了兔子(胡蝶與黑亮所生的孩子——引按),胡蝶一天復一天地受苦,也就成了又一個麻子嬸,成了又一個訾米姐。小說的生長如同匠人在廟里用泥巴捏神像,捏成了匠人就得跪下拜,那泥巴成了神”。
就這樣,被販賣的胡蝶既在賈平凹的掌握之中,又脫離了他的控制,幾乎是奪過賈平凹的筆,寫下了自己的命運。與此同時,這個用胡蝶口吻寫成的小說,在擺脫了單純的控訴之時,也把農村從粗暴橫蠻的符號統馭中解脫出來,緩緩展現出其自身的精神豐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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