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導語：《極花》仍然延續著賈平凹一貫的主題，有對農村頹敗的哀惋，也有對城市化進程的質疑。今天我們來看一下徐剛談賈平凹小說《極花》。

　　《極花》的故事主線還是極為清晰的。農村女孩胡蝶隨母親來到城市，靠撿垃圾維持生計并供弟弟讀書。她在城市的邊緣苦苦掙扎，卻也不忘自己的小小虛榮，她喜歡小西服和高跟鞋，幻想著心目中的“男神”。她渴望賺錢，并自認為已經變成了地道的城市人，但當她第一次出去找工作時就被不幸拐賣了，而小說便是從她被拐之后的生活開始講起。所有的故事都集中在這個大西北不知名的鹼畔上，山村原始的蠻荒與人心的險惡歷歷在目，而主人公胡蝶的哀慟、屈辱、憤怒與無奈更是令人無法釋懷。

　1新聞的誘惑與風險

　　“小說的動因固然來自對新聞的震驚，但小說并不因此而‘照搬’事件本身，而是采用夢境敘述的方式實現一種微妙的平衡，從而既顯示對于新聞震驚的尊重，又合理地塑造一種小說的高明。”

　　據賈平凹所言，《極花》的寫作靈感來自一則新聞，一則有關被拐婦女被解救之后無法忍受輿論的壓力又重回拐賣之地的故事。現實的離奇總是令人如鯁在喉，如其所說的，“這件事像刀子一樣刻在我的心里”。確實，還有什么比被拐賣者的歸去更令人震驚和絕望的呢?小說的動因固然來自對這則新聞的震驚，但小說并不因此而“照搬”事件本身，而是采用夢境敘述的方式實現一種微妙的平衡，從而既顯示對于新聞震驚的尊重，又合理地塑造一種小說的高明。因而小說的重點不是去展示故事情節的戲劇化轉折，而是更為內在地切近人物，抵達小說中豐饒的內心世界，并由此展現社會議題的嚴峻反思。

　　這里便涉及到賈平凹在《極花》后記中所焦慮的新聞與小說關系的問題，在此，我們可以看出賈平凹對于從新聞中獲取小說素材的寫作方式的疑慮。事實上，以小說的方式，為新聞事件賦形，并將其納入效果不一的藝術實踐，是中外文學極為常見的現象。司湯達的《紅與黑》便取材于一件情sha案的新聞;而列夫·托 爾斯泰的《復活》則源于一樁新聞報道的訴訟案件;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之中;甚至魯迅的經典作品《藥》，也是脫胎于徐錫麟行刺失敗后被清兵生食心肝的真實新聞。如評論者所言，“時代的面影總是在新聞的驚悚中匆匆掠過，而時代的精神卻可以在小說的幽深中長存。”就像我們經常討論的，小說 總是在模擬現實，可問題的關鍵在于，在何種意義上模擬現實?是一味捕捉“表象”，“抄襲”現實，還是從現實出發，探索人性的“褶皺”，致力于文學擅長描摹的內心世界，這是小說倫理的嚴峻抉擇。因而在此，問題的關鍵其實不在于新聞取材本身，而在于小說如何以此為契機，將寫作素材予以完美消化，從而達到再造現 實的藝術目的，由此呈現時代精神的“幽深”。

　　以新聞為創作契機，來結構自己的小說故事，這在賈平凹以往的寫作中并不少見。小說《高興》中城里拾荒的農民劉高興將死亡的老鄉五富的尸體背回清風鎮的故事，便來自于新聞媒體對湖南民工李紹為千里背尸事件的演繹。這個苦難兮兮的底層故事，迎合了一個時代的時尚。當然，故事本身的“移植”本無可厚非，小說也試圖以笑中帶淚的方式，在一種荒謬的絕望感中表達進城者的掙扎與無助，但人物內在的開掘卻不能說毫無問題，尤其是小說不經意間流露出的底層喜劇化的傾向一直為人所批評。相對而言，作者此后涉及當今底層普遍新聞景觀的《帶燈》則更為貼切一些。面對上訪維穩、黑惡勢力當政、災害瞞報、超生罰款、犧牲環境的經濟開發等人們已然熟悉的新聞事件，小說展現出的藝術創造力在于，它以強烈的生活質感照亮了新聞事件所寄生的人物世界，因此使得鄉村的世界自然而血肉豐滿。這也與余華的《第七天》等“新聞串燒”的作品大異其趣，后者“辭氣浮露，筆無藏鋒”的弊病，不免讓人懷疑寫作者的誠意。

　　賈平凹深知，新聞式寫作的風險在于小說人物容易流于扁平化，為此他在《極花》中的人物身上花了不少氣力，而所有的努力也都是為了獲得一種自然與深度。他筆下的胡蝶，果真如同匠人在廟里用泥巴捏神像，“捏成了匠人就得跪下拜，那泥巴成了神”。當然，作為一部具有現實意義的小說，《極花》的故事在新聞的大背景之外，也理應在浮皮潦草的社會逸聞背后，鎖定一種更為廣闊的現實議題，這也就是作者所緊緊扣住的城鄉關系的社會學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