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導語：《極花》的故事原型是在賈平凹的一個拾破爛的老鄉家里發生的,賈平凹的這部小說引起了很大的爭議，今天我們來看一下黃德海談賈平凹小說《極花》。

　　隱喻，或者隱痛

　　——關于《極花》

　　文|黃德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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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賈平凹近十幾年以來的小說，不是為即將消失的農村種種樹起碑子，就是對世道人心的變化唱悲憤的陰歌。《極花》也不例外。這本新長篇，仍然延續著賈平凹一貫的主題，有對農村頹敗的哀惋，也有對城市化進程的質疑。

　　胡蝶被拐賣之前的行為，正是城市吸納農村精華的縮影。這個來自農村、為供弟弟上學而不得不輟學的漂亮女孩，在跟母親去城市收破爛不久，就被城市熏陶著，認同了城市的審美，一直自我暗示已經成了城市人，并自覺接受著城市的規訓：“每日一有空就在鏡前照，照我的臉，照我的高跟鞋，給鏡說：城市人!城市人!”

　　落后對先進，貧窮對富有，時髦對土氣，破敗對繁華，衰朽不堪對奮進不已……如此情形，幾乎是現下寫及城市和農村有關的小說的通例。如此鮮明對照之下的農村和城市，農村人的向上沖動幾乎只剩下了非常狹小的空間，或者如被詛咒般地艱難生活在農村，或者如被催趕般地涌進城市——即使他們將在城市里被擠壓，被忽視，落得面目模糊。在《極花》里，關于城市和農村的對照，也不外是這種情形，只是連這樣的情形，賈平凹也對城市吝嗇著自己的筆墨，只把它作為一個吞噬農村的符號，此外并無多話。

　　與符號化的城市對應的農村，也就來到了危險之地，很容易成為粗暴、橫蠻、落后、愚昧、凋敝、屈辱、窮困潦倒的代名詞;或者與之相反，農村會被寫成世外桃源、人間飛地，靜謐、祥和、溫暖、怡然自樂、與世無爭。這樣的鄉村，不是人能夠置身其中的所在，它們只是在書寫中被命名的，一個擁有著農村外殼的奇怪稱呼。這個被抽走了精神元素的單一鄉村，隱含著一個作家不自覺的化約(reduce)沖動。這沖動會把精微復雜的社會狀況和人的精神活動簡化為某些單 一的元素，作為社會環境或時代演變的表征，而人在精神領域的活動，不過是論證某一問題的附帶因素，“除了扮演一種角色以外，本身并無意義”。即便這沖動意 識到精神活動的意義，其意義也幾乎只能是依附性的。

　　賈平凹幾乎已經啟動了化約沖動，似乎要不可避免地滑向前一種農村，“原定的《極花》是胡蝶只是要控訴”，控訴把她賣出去的人販子，控訴愚昧的黑亮買回了她，控訴她多舛的命運，控訴她還沒開始就似乎已經結束了的一生……可是，不知為什么，“卻怎么寫著寫著，日子壘起來，那孩子卻成了兔子(胡蝶與黑亮所生的孩子——引按)，胡蝶一天復一天地受苦，也就成了又一個麻子嬸，成了又一個訾米姐。小說的生長如同匠人在廟里用泥巴捏神像，捏成了匠人就得跪下拜，那泥巴成了神”。

　　就這樣，被販賣的胡蝶既在賈平凹的掌握之中，又脫離了他的控制，幾乎是奪過賈平凹的筆，寫下了自己的命運。與此同時，這個用胡蝶口吻寫成的小說，在擺脫了單純的控訴之時，也把農村從粗暴橫蠻的符號統馭中解脫出來，緩緩展現出其自身的精神豐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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