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通過解讀賈平凹《高興》中獨特的圓圈敘事，分析這種圓圈敘事的結構意義與其背后的文化內涵。

　　《高興》是賈平凹于2007年發表于《當代》雜志第5期的一篇小說，這部小說中，作者再次把目光投向了鄉土，描寫了以劉高興為代表的一批從農村涌入城市的拾荒者。他們渴望在城市改善生活，卻在城市中漂泊無依，最終被城市所拋棄。這部小說中作者在藝術手法上進行了新的突破與創新――采用“圓圈敘事”的敘事手法，同時在獨特的圓圈敘事中折射著深層的文化內涵。

　　一、“鄉――城――鄉”式的圓圈敘事

　　所謂圓圈敘事是指一種在敘事結構上嚴格的首尾呼應，在敘事中，開始和結尾的敘述場景完全重合。采用這種敘事結構，不管是小說還是影視作品都已不陌生，比如我們熟知的影視作品《泰坦尼克號》。以年老的女主人公露絲的回憶起，回憶整個災難及愛情故事的始末，結尾再次面對年老的女主人公，把觀眾拉回到現實中。這就是一種典型的圓圈敘事結構。但這種結構是采用回憶式的，這在文學作品中很常見。還有莫言的《紅高粱》寫的是爺爺奶奶的故事，必須采用這種倒敘式的，突然把敘述場景拉回過去，敘述一個過去的故事，再把敘述場景拉回到現在，實現首尾呼應。這種敘事手法就是圓圈敘事。但《紅高粱》中的敘事只能算作不規則的圓圈敘事，因為其首尾的敘事場景并沒有完全重合。而賈平凹在《高興》中采用的是一種完全規則的圓圈式循環敘事。

　　在《高興》中，小說在一開始敘寫劉高興背著和自己同去城市拾破爛的五福的尸體滯留在西安的火車站，接受警察的盤問。然后引出高興、五福等人為什么要來城市，以及他們在城市生活的酸甜苦辣，直到五福因為一次醉酒在城市拾破爛的生活中意外暴亡，劉高興不得不背著死去的五福還鄉。結尾又回到了敘事的原點――劉高興背著五福的尸體在還鄉的車站接受警察的盤問。這就是賈平凹筆下規則的圓圈敘事。而賈平凹的'獨特之處還在于，他在圓圈背后內含著一種“鄉――城――鄉”的循環。他們從鄉村去到城市謀求更好的生活，但最終以悲劇結局甚至喪命，又不得不回到農村。這也是一種鄉城間地域上的循環。所以這種敘事結構不僅在藝術形式上有獨特的藝術價值而且還蘊含著深層的文化內涵。

　　二、圓圈敘事的結構意義

　　從藝術形式上說。首先這種敘事順序倒錯的現象讓故事的敘述充滿新意，引起讀者的閱讀期待。“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受制于鐘表時間滴答之聲不可逆轉的規定性，但是，在虛構的故事世界，小說家通過控制、安排話語時間與故事時間之間的關系結構，展現了敘述行為對這種規定性的叛逆與想象。”[1]作者這種不完全遵照故事的自然時序進行的故事敘述不僅讓讀者耳目一新，也使得作品妙趣橫生。賈平凹在小說一開始就制造懸念，讀者忍不住就會想五福為何而死，他們兩個清風鎮人為何出現在城市里?為何劉高興要背著一具尸體還鄉……讀者帶著一系列的問題走進小說，作者如剝藕般把讀者的疑惑一個個地解開。為讀者展現了從農村涌入城市的卑微者在他們所向往的城市艱難的日常生活。最后他們的悲劇命運引起讀者的扼腕嘆息及對農民命運與精神依歸的深層思考。

　　其次這種圓圈形的結構架構作品使故事的敘述更加緊湊，嚴密。在《高興》中，小說開頭不僅是整個故事懸念的開始，也是主要人物的依次出場。在小說結尾處，開始留在讀者心中的疑惑已經解開，小說順理成章的又回到了敘事的原點，也是整個故事的結束。這種新的敘事手法的嘗試推動了小說藝術形式的發展，也體現出作者獨特的審美旨趣。這也是圓圈敘事這種藝術手法在結構上的意義。

　　三、圓圈敘事的文化內涵

　　賈平凹小說中圓圈敘事的獨特之處在于，他敏銳地發現了城鄉二元結構中農民生存的矛盾與精神的漂泊，所以他在圓圈敘事背后隱藏著“鄉――城――鄉”的循環。這種頭尾連接的結構，一方面突顯了作者對小說人物宿命的哀嘆，另一方面又能把最悲涼的場景展現給讀者，引起讀者共鳴。“圓圈”式的敘事結構其實還隱含著一個道理：城市與鄉村之間同樣也是一個宿命式的循環，城市作為一個磁場，引誘著眾多農民紛紛背井離鄉進城闖世界，農民把命運寄托在城市中，夢一旦破滅，最后只能傷痕累累地還鄉。這也是小說的文化價值所在。但長篇小說《高興》不只是書寫城市拾荒者的物質層面，更是著力書寫他們的精神層面，仍然延續著作者賈平凹的精神特質和精神追尋：延續地言說著精神家園的失落與追尋。

　　《高興》中的劉高興、五富、杳胡、黃八等人，懷著憧憬與希冀踏入城市，開始了他們的夢想之旅，但在城市里，他們四處碰壁，不斷遭受無情的遺棄、貶斥和嘲弄，夢想也隨著一點點被破碎。他們只能以廉價的勞動力、淺薄的學識、庸俗的外貌，面對著城市這個龐然大物。小說結尾在同伴五富死后，劉高興仍然要“永遠會呆在城里!”他的精明，注重外表，以及努力維護自己的形象與尊嚴，都是為了在城市扎根打下基礎。對城市的向往和成為城市人的堅定信念貫穿小說始終，但這種向往和信念又處在渺茫和尷尬之中。這首先來自于城市的拒絕和農民的自卑心理。其次，農民對土地的眷戀也使他們很難擺脫鄉村。當他們看到進城的小車底盤夾有麥草時，一下子意識到麥收季節到了。而一旦決意不回去了，“收麥天的場景卻一幕一幕塞滿了我的腦海!”這些其實隱喻著他和城市的關系，他不可能完全融入這個城市，也難以改變這一命運。最后還是抱著落葉歸根的情結重新回鄉，不管是生者還是死者都重新踏上了回鄉的路。

　　《高興》通過一種圓圈敘事的結構書寫了從農村進入城市的拾荒者的苦難凡常的生活。作者對主人公悲劇性命運的展現，表現了賈平凹對底層人民生存現狀的焦慮與關懷。這曲哀歌的調子無限悲涼，也包含著無盡的悲壯和期望，賈平凹的小說因此也獲得了一種獨特的文化視角，他的小說關注的是中國社會當下的文化問題，中國底層人民的生存問題，而其深邃的思考和深邃的表達，使小說具有一種深邃和悲壯的格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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