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福》有兩個故事：

　　“我”的同鄉(xiāng)故事，“我”講述的“他人”—祥林嫂的故事，更準確地說，小說講述的是“祥林嫂與魯鎮(zhèn)”、“我與魯鎮(zhèn)”、“我與祥林嫂”三者之間復雜關系的故事。關于“祥林嫂與魯鎮(zhèn)”，我們已作過分析，這里不再重復，而著重分析“我的故事”：“我”與“魯鎮(zhèn)”，以及“我與祥林嫂”的關系。如果說小說中“祥林嫂”與作為中國傳統(tǒng)社會象征的“魯鎮(zhèn)社會”是一個“被吃”與“吃”的關系，而過去有不少分析文章與教學參考資料，常常引用毛澤東關于“政權、族權、神權、夫權，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的論斷(參看《湖南農民 運動考察報告》)來說明樣林嫂的悲劇，這確實可以部分地闡明“原因”。“族權、神權、夫權”在祥林嫂悲劇命運中的作用本是十分明顯的，但過分強調“政權”的作用，特別是將魯四老爺作為“殺死”祥林嫂的主要元兇，則讓人感到多少有些從理論原則出發(fā)，而脫離了本文描寫實際。在小說第一部分，“我”就這樣介紹祥林嫂，說她是“百無聊賴”的，“被人們棄在塵芥堆中的，看得厭倦了的陳舊的玩物”，并且說她“將形骸露在塵芥里，從活得有趣的人們看來，恐怕要怪訝她何以還要存在”——這里，再沉重不過地揭示了祥林嫂這類處于封建等級制度(“人肉的筵席”)最底層的婦女，在“魯鎮(zhèn)社會”(中國傳統(tǒng)社會)唯一的存在價值，就是充當“玩物”，而且“看得厭倦”，變得“陳舊”，就被剝奪存在的權利：這正是祥林嫂真正不幸之所在。因此，在我看來，《祝福》中最驚心動魄的場面，無疑是村里的男人女人們從四面八方“尋來”聽(看)祥林嫂講述她的阿毛被狼吃了的悲慘的故事，“直到她說到嗚咽，她們也就一齊流下了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淚，嘆息一番，滿足的去了，一面還紛紛的評論著”(著重號為引者所加)。在這里，人們已經不只是麻木、遲鈍，而恰恰表現了對于不幸的興趣和對痛苦的敏感，“自身以外的任何痛苦和災難都能成為一種賞心悅目的對象和體驗”，一方面是把他人的痛苦、不幸審美化，另一方面又通過“鑒賞”別人的痛苦，來使自身的痛苦得到排泄、轉移，以至最后遺忘，甚而至于從這種“鑒賞”(以及“鑒賞”中的種種表演，如嘆息、流淚之類)中達到自我的“滿足”(自我的崇高化)，而在別人的痛苦、悲哀“咀嚼賞鑒”殆盡，成為“渣滓”以后，就立即“煩厭和唾棄”，施以“又冷又尖”的“笑”：這類情感與行為方式表面上麻木、混沌，實際是顯示了一種人性的殘忍的(以上分析參看前引高遠東的文章)。可是，在《祝福》里，當村民們盡情地“鑒賞”(“看”)祥林嫂的痛苦時，讀者又分明地感到，在這背后，還有敘述者的“我”(以及隱含作者)在“看”：用悲憫的眼光觀照祥林嫂被“鑒賞”的屈辱與不幸，更冷眼嘲諷著“看客”的麻木與殘酷。讀者也許還會聯想起魯迅所說的，“這一類無主名無意識的殺人團里，古來不曉得死了多少人物”(《我之節(jié)烈觀》)；祥林嫂正是這“無主名無意識的殺人團”的祭壇上的犧牲品。

　　我們已經說到了“我”，不妨再來看一看小說的另一個重點：“我的故事”。如果說在“他人的故事”中，占據中心位置的“祥林嫂”與作為中國傳統(tǒng)社會象征的“魯鎮(zhèn)社會”的關系是一個“被吃”與“吃”的關系；在“我的故事”里，“我”在與“魯鎮(zhèn)社會”的關系中，始終是一個“異己者”。“我”當年離去，自是對“家鄉(xiāng)”的背棄，如今“我”歸來，故鄉(xiāng)“已沒有家”，不再存有《故鄉(xiāng)》里的“我”那樣的尋夢的奢望，“我”只是四處飄泊中在家鄉(xiāng)暫作停留，因此，不需經過《故鄉(xiāng)》中的“我”那樣的精神幻滅，“我”就敏銳地發(fā)現在“我”“離去”與“歸來”之間，故鄉(xiāng)的一切都沒有變：祝福的祭祀把活動，“年年如此，家家如此”，“今年自然也如此”；魯四老爺這位“講理學的老監(jiān)生”依然在罵早已成為保守派的康有為為“新黨”；幾個本家和朋友也都沒有什么大改變，單是老了些。“我”注定與這停滯不變的“魯鎮(zhèn)社會”格格不入，“我”“明天決計要走”，本是意料中的事：到這里為止，《祝福》中“我”的“離去——歸來——再離去”的模式，只是表明了現代知識分子與傳統(tǒng)中國社會的不相容性，他(他們)注定要扮演永遠的游子（漂泊者）的角色。

　　但作者卻要把他對知識分子心靈與命運的開掘深入一步：小說接著告訴我們，我“決計要走”，還另有深因：“一想到昨天遇見祥林嫂的事，也就使我不能安住。”這樣，作者就十分巧妙地將“我的故事”與“祥林嫂的`故事”聯結起來，正是在“兩個故事”的關系(關連）中，寄托著魯迅的深意。于是，在魯迅筆下出現了“我”與“祥林嫂”最后相遇的場面(這可以說是小說的核心部分)：祥林嫂最后的形象以及她對“我”的追問，提出了人的死亡以及死亡的命運的問題，這可以說是關于人的生存的最尖銳、也最深刻的問題。但卻將白認為是現代知識分子的“我”置于困境：“我”既對這類形而上意味的深層問題缺乏關注與思考，面對祥林嫂的追問，又落入“說出真實”與“說謊”的兩難境地，我終于以“說不清”即中國傳統(tǒng)的中庸之道回避了對追問的明確回答。在這個令“我”感到極端“惶急”不安的場面里，祥林嫂無意中扮演了一個“靈魂審問者”的角色，“我”則成了一個“犯人”，在一再追問下，招供出了靈魂深處的淺薄與軟弱，并且發(fā)現了自認為與“魯鎮(zhèn)社會”(傳統(tǒng))絕對對立的“自我”與傳統(tǒng)精神的內在聯系。正因為如此，當“我”匆匆逃回四叔的家以后，就不但因為自己的逃避而“覺得不安逸”，而且開始思考起自己對于祥林嫂的最終悲劇性的結局應負的“責任”問題。盡管“我”找出種種理由來為自己排解，卻始終未能擺脫內心的“不安”與“不祥的預感”。正是在這種心境下，“我”再次“明天決計要走”，這“再度離去”就多少含有了對家鄉(xiāng)現實所提出的生存困境的逃避性質。這是對“離去——歸來——再離去”模式中“再離去”的負面意義的深刻揭示，比之《故鄉(xiāng)》中的“我”的最后離去的開掘顯然更深了一步。而當最后祥林嫂的死成為事實，“我”終于陷入了負疚的深責之中：這樣，“我”對于現實與自我的雙重絕望就達到了一個頂點。而這種絕望又是與從絕望中掙扎出來的“輕松”與“舒暢”交織為一體的——“我”終于在雪花落地的“沉寂”中與現實拉開了距離，開始回憶，并且講述“祥林嫂的故事”。而當故事講完，“我在這繁響的擁抱中，也懶散而且舒適，從白天以至初夜的疑慮，全給祝福的空氣一掃而空了，只覺得天地圣眾歆享了牲醴和香煙，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蹣跚，預備給魯鎮(zhèn)的人們以無限的幸福”：在反諷的距離中結束了祥林嫂的人生故事與“我”的心靈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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