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作家對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的發(fā)展做出了卓絕的貢獻，郭沫若等人對中國新詩發(fā)展的推動作用更是熠熠生輝，已有大量學者對此作了深入而全面的論證。因此，本文盡量避開人們早已輕車熟路的研究內容，試圖從翻譯的角度來探討郭沫若對20世紀中國文學的影響。因為根據譯介學的觀點，翻譯文學及其相關理論應該劃歸民族文學的行列，翻譯文學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重要構成要素，翻譯文學不僅應該納入現(xiàn)當代文學的范疇，而且其對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重要影響也逐漸成為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重要內容。[1]

　　在我國翻譯理論的建設過程中，翻譯標準是學術界一再探討卻沒有定論的話題。拋開古代經書翻譯不論，僅就近代開始，從嚴復提出“信、達、雅”到“直譯”、“意譯”，從傅雷的“神似”說到錢鐘書的“化境”說等等，人們對翻譯標準的認識莫衷一是。但在從近現(xiàn)代到當代翻譯標準的發(fā)展進程中，起著關鍵性承傳作用的應該是郭沫若“風韻譯”的翻譯標準。這一標準在中國翻譯理論上具有突破性意義，然而，由于種種原因，他所提出的翻譯標準沒有受到理論界足夠的重視，以至很多從事翻譯理論工作的人都忽略了它的歷史價值。

一

　　從漢代的譯經活動算起，翻譯在我國業(yè)已有幾千年的歷史了，而關于翻譯標準問題似乎也順應了劉勰“文變染乎世情”的思想，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翻譯標準。

　　雖然在最初的佛經翻譯過程中已有直譯和意譯之雛形產生，但譯界主要還是“文”與“質”的標準之爭。“文”即文采和形式，主張“文”的翻譯家強調翻譯的修辭和可讀性，這是對翻譯作品在形式上的要求;“質”即內容，主張“質”的翻譯家強調翻譯的不增不減和忠實性，這是對翻譯作品在內容上的要求。孔子有“文質彬彬，然后君子”之說，故只強調“文”或只強調“質”的翻譯作品僅僅抓住了文章“肌質”和“骨架”中的一面。到了近代，嚴復于1898年提出了相對全面的翻譯標準：“信”、“達”、“雅”。郭沫若對此非常贊同，他在談嚴復的翻譯時這樣說道：“嚴復對翻譯工作有很多貢獻，他曾經主張翻譯要具備信、達、雅三個條件。我認為他這種主張是很重要的，也是很完備的。”[2]按照嚴復的本意，“信”即忠實于原文，“達”即翻譯的流暢，“雅”即譯文的典雅。翻譯界對第一和第二個標準較為贊同，但對第三個標準卻存有懷疑，因為非文學作品的翻譯不一定要求文字的典雅，比如對自然科學著作的翻譯，典雅的文字表述倒有損其文體特點;此外，嚴復在當時所說的文字的“雅”實質上是要求用文言文來進行翻譯，隨著新文化運動的深入發(fā)展，白話文最終取代了文言文，如果現(xiàn)在依然主張嚴復的“雅”說，倒有維護文言文體之嫌。拋開一切嫌疑而論，“雅”在今天至多只適合用來翻譯文學作品，恰如郭沫若所說：“翻譯文學作品尤其需要注意第三個條件(即“雅”——引者加)，因為譯文同樣是一件藝術品。”[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