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作家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發展做出了卓絕的貢獻，郭沫若等人對中國新詩發展的推動作用更是熠熠生輝，已有大量學者對此作了深入而全面的論證。因此，本文盡量避開人們早已輕車熟路的研究內容，試圖從翻譯的角度來探討郭沫若對20世紀中國文學的影響。因為根據譯介學的觀點，翻譯文學及其相關理論應該劃歸民族文學的行列，翻譯文學是中國現代文學的重要構成要素，翻譯文學不僅應該納入現當代文學的范疇，而且其對中國現代文學的重要影響也逐漸成為現代文學研究的重要內容。[1]

　　在我國翻譯理論的建設過程中，翻譯標準是學術界一再探討卻沒有定論的話題。拋開古代經書翻譯不論，僅就近代開始，從嚴復提出“信、達、雅”到“直譯”、“意譯”，從傅雷的“神似”說到錢鐘書的“化境”說等等，人們對翻譯標準的認識莫衷一是。但在從近現代到當代翻譯標準的發展進程中，起著關鍵性承傳作用的應該是郭沫若“風韻譯”的翻譯標準。這一標準在中國翻譯理論上具有突破性意義，然而，由于種種原因，他所提出的翻譯標準沒有受到理論界足夠的重視，以至很多從事翻譯理論工作的人都忽略了它的歷史價值。

一

　　從漢代的譯經活動算起，翻譯在我國業已有幾千年的歷史了，而關于翻譯標準問題似乎也順應了劉勰“文變染乎世情”的思想，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翻譯標準。

　　雖然在最初的佛經翻譯過程中已有直譯和意譯之雛形產生，但譯界主要還是“文”與“質”的標準之爭。“文”即文采和形式，主張“文”的翻譯家強調翻譯的修辭和可讀性，這是對翻譯作品在形式上的要求;“質”即內容，主張“質”的翻譯家強調翻譯的不增不減和忠實性，這是對翻譯作品在內容上的要求。孔子有“文質彬彬，然后君子”之說，故只強調“文”或只強調“質”的翻譯作品僅僅抓住了文章“肌質”和“骨架”中的一面。到了近代，嚴復于1898年提出了相對全面的翻譯標準：“信”、“達”、“雅”。郭沫若對此非常贊同，他在談嚴復的翻譯時這樣說道：“嚴復對翻譯工作有很多貢獻，他曾經主張翻譯要具備信、達、雅三個條件。我認為他這種主張是很重要的，也是很完備的。”[2]按照嚴復的本意，“信”即忠實于原文，“達”即翻譯的流暢，“雅”即譯文的典雅。翻譯界對第一和第二個標準較為贊同，但對第三個標準卻存有懷疑，因為非文學作品的翻譯不一定要求文字的典雅，比如對自然科學著作的翻譯，典雅的文字表述倒有損其文體特點;此外，嚴復在當時所說的文字的“雅”實質上是要求用文言文來進行翻譯，隨著新文化運動的深入發展，白話文最終取代了文言文，如果現在依然主張嚴復的“雅”說，倒有維護文言文體之嫌。拋開一切嫌疑而論，“雅”在今天至多只適合用來翻譯文學作品，恰如郭沫若所說：“翻譯文學作品尤其需要注意第三個條件(即“雅”——引者加)，因為譯文同樣是一件藝術品。”[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