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和郭沫若同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也都是卓越的無產階級文化戰士。

　　假如要指出現代中國新文壇的優秀作家的話，當然要推魯迅和郭沫若二人，這是誰都不會有異議的。周氏是透過冰冷的透徹的眼光，沉靜、深刻地吟味著人生的作家。郭氏則是燃燒著正義的熱情，從革命出發，對人生給以犀利的批判，并且大膽地加以描寫。這樣不同的兩個作家，卻可以稱之為現代中國文學界的雙璧。

　　周恩來同志這樣評價兩位作家：“魯迅是新文化運動的導師，郭沫若便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魯迅如果是將沒有路的路開辟出來的先鋒，郭沫若便是帶著大家一道前進的向導。”

　　魯迅和郭沫若都出身于封建大家庭中，魯迅1881年出生于浙江紹興，自幼受到會稽大地的文化熏陶，比魯迅小11歲的郭沫若1892年生于四川樂山，從小領略巴山蜀水的鐘靈神秀。兩個人早年都得益于母親的教養，早期的婚姻悲劇也相似。都留學日本，最初都曾立志學醫，主醫學救國之路，后來都“棄醫從文”。早期他們都是革命民主主義者，1927年國民政府反動派發動“四一二”政變以后，向共產主義者轉變。

　　郭沫若說過：我和魯迅雖然沒有見過面，但我很早就開始認識魯迅。魯迅的第一本小說集《吶喊》出版時，郭沫若曾專門著文表示祝賀。魯迅也很賞識郭沫若的才華。1927年他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說：“創造社(以郭沫若為核心組織的文學社團)和我們，現在感情似乎很好。”當然，兩個人的性格秉賦有很大差別，電影響到各自對待事物的不同看法。特別是對文學運動和文學流派的分歧。使他們彼此進行過幾次論爭。

　　1928年1月15日，有一種名為《文化批判》的雜志，以極“左”的面目對魯迅進行了圍攻，郭沫若也卷進了這個圍圈，他用尖刻的語言稱魯迅“是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封建余孽”，“是一位不得意的法西斯蒂”，1931年7月20日，魯迅演講了《上海文藝之一瞥》，對郭沫若等人和創造社進行了理性的批判：“他們對于中國社會，未曾加以細密的分析，便將在蘇維埃政權之下才能運用的方法，來機械的運用了。”魯迅先生雖偶爾譏諷郭沫若是“才子加流氓”，但他“決不日夜記個人的恩怨”。后來，郭沫若和創造社同仁準備辦新的文學刊物，請魯迅領銜為特約撰稿人，魯迅立即欣然同意。1936年魯迅在《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一文中提到：“我和茅盾、郭沫若兩位，或相識，或未嘗一面，或未沖突，或曾用筆墨相譏，但大戰斗卻都為著同一目標，決不日夜記著個人的恩怨。”郭沫若看了這段話，深為感動地說：“我這才明白先生實在是一位寬懷大量的人。”不久，魯迅逝世，當時郭沫若在日本，立即寫了悼念文章《民族的杰作》，后又連續寫出《墜落了一個巨星》、《不滅的光輝》等文，高度評價了魯迅在中國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并表示要忠實地繼承魯迅的事業，發揚魯迅的戰斗精神。這也表現了郭沫若寬闊的胸懷。